自我约束的良知

发布:2020-07-27 12:58    来源:新民晚报

“响应级别”从“二级”到“三级”,要求市民的自控能力“升级”、自律意识“升级”、社会公德“升级”。

  上个星期,乘巴士去商场购物,车上乘客十一二,个个有座。邻座一位老先生与对面亲热拥坐的一对男女青年未戴口罩,就多嘴了:“请戴上口罩。”老先生口罩就在手上,一抬手便是,两位青年继续“打情骂俏”。我便重复了一句。

  那个男青年一点也不领情:“要侬管啥闲事,自家管管好。”

  “迭个勿是闲事,勿是小事体……”

  我正要辩解,他们下车了,带着骄横与无知走了。我有点郁闷。

  虽然,我们上海在5月8日已经宣布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级别从二级调到三级,表现在环境宽松,很多地方进出可以不测体温、不戴口罩,市场也热闹起来了,社交活动也开始复苏。

  但是,三级并不等于“解禁”。请看,6月12日,北京突然疫情“逆转”。在此之前,有专家大声疾呼“防止疫情反弹”,人们总以为是危言耸听。这两个车上拒戴口罩的小青年,可能就是这般误解的朋友。

  按“三级”响应防疫有关规定,凡进出医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及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必须戴上口罩。这三条中,前两条尽管要求非常明确,还是有人“遗弃”。第三条执行起来似乎更难,因为其中的“人员密集”是一个形容词,不是量化概念,究竟多少人在一起算“密集”?谁也说不清楚,至少在目前。

  那么,在公共场所戴不戴口罩,就变成个人自由的选择。不像前些时候,不戴口罩不准进出小区与其他公共场所,保安“严防死守”。现在进出不戴不碍事,也不算错,更是没人管。没有监管又必须要做的事情就要靠自觉;而自觉要靠自我约束与良知。这方面,我们上海过去有一桩事情可以讲一讲——

  我很小的时候,大约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跟着妈妈去小饭店吃8分钱一碗的阳春面,总看见台子上有一小叠红颜色小纸条,就像小指末头那样狭长的一条。记忆中,几乎所有餐饮店的台子上都有这样的红纸条。派啥用场呢?谁有传染病,吃好面就自己撕一张放进饭碗里。那个时候,没有一次性碗筷,老板收台面的时候,就会把这只有红纸条的碗,做重点消毒。这大概就是当时上海“防疫防控”的一种“土办法”。

  这桩小事情能做成功,起码要有三个方面“自觉”:首先是传染病患者,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自己投放“红纸条”,等于自己“公开疫情”;其次,在没人监管的情况下,老板做好重点防疫消毒;还有很重要一点,众人对投放“红纸条”的患者,没有任何歧视,即使是“同桌”,也是以礼相待。这是极其可贵、难得的防疫的良好社会环境,也是传统道德形成的好风气。

  传染病患者,不愿意传给他人,是不想害人;小老板消毒阻断传染,也是不想害人。“害人之心不可有”,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至理名言、人生信条。大家不歧视病人,怜惜、呵护弱者,也是做人应该有的仁慈。这三种都是道德之举,也就是一种自我约束、有良知的表现,叫“社会公道”。这个“公道”必须公众皆有,才叫“公德”。有“公德”的社会才温暖、才健康。

  今天,国内疫情还未结束;世卫组织日前宣布:“疫情尚未到达顶峰、正评估新冠病毒空气传播风险”。可见,疫情仍在不知走向、无期限地“乱窜”,防不胜防。我们可以封城,封门,实施隔离,但没人有本事可以“封”空气、“隔离”空气,所以进出公共场所都应该戴口罩等,坚决执行一系列疏离病毒的举措,筑牢一道抵御病毒的“防火墙”。事实上,在所有人安全之前,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安全的。因此,大家都必须居安思危,常备不懈。那种多么不自由、不自在的郁闷日子,不应该这么快就忘记。自由自在的愉悦生活,只属于自觉的悟者;而“大道至简”,唯“悟者天成”。

  如果把我的巴士所遇当作一次小小的社会“微调查”,可见“犯规”的比例近百分之二十。一个不小的数据,当然有一定偶然性。然而,还是这句老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因此,必须对坚持防疫尚不够自觉的朋友喊话,要连喊三遍,“自觉,自觉,自觉”。

  自觉,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发现与自我解放的意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不断战胜外部各种矛盾而形成的基本人格与高尚品行。只是,在“三级”响应形成的宽松环境里防疫防控,需要更加高度的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响应级别”从“二级”到“三级”,要求市民的自控能力“升级”、自律意识“升级”、社会公德“升级”。上海过去老百姓用“土办法”防控的自觉,今人应该不会无动于衷。

  有一种说法,好像老是讲过去的事情,就说明年纪大了,人老了。不一定!有的时候,因为过去某种东西,像过去有些约定俗成的“社会公德”,今天“稀缺”了,而实际上又是非常重要,需要传承。

  有时候,念旧,是一种召唤。(烁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