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评的“毒舌”

音乐家与乐评家是音乐文化生活的一体两面。音乐文化生活的主体自然是音乐家，但它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乐评家的参与和推动。不过，音乐家与乐评家往往是相生相杀、爱恨交织的关系，19世纪奥地利乐评家汉斯力克与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就是比较典型的代表。汉斯力克大概是19世纪最重要、最著名的音乐评论家，他的代表作《论音乐的美》推崇“纯音乐”和音乐的“形式美”，全力维护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为代表的维也纳古典乐派和勃拉姆斯。对当时新潮音乐的代表李斯特和瓦格纳，汉斯力克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让瓦格纳非常恼火，于是，他在自己的乐剧《纽伦堡的名歌手》中专门塑造了一个反面人物贝克麦萨，借以影射和回击汉斯力克。

二战前后，一批乐评家脱颖而出，他们臧否人物，指点江山，其坦率犀利的评论往往能决定一名音乐家的前途。1962年4月，具有传奇色彩但个性古怪的加拿大钢琴家古尔德来到纽约，与伯恩斯坦指挥的纽约爱乐乐团合作演出勃拉姆斯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排练时，两人发生了分歧，难以达成共识。于是，4月6日音乐会的当晚，伯恩斯坦在演出前破例讲了一段话，将他与古尔德的分歧公之于众，称今晚的演出是“一场冒险”，“正是以这种冒险精神，我们现在将它呈献于你”。这场音乐会引起了轰动，不只是伯恩斯坦的坦诚令人刮目相看，而且《纽约时报》的首席音乐评论家哈罗德·C·勋伯格在音乐会结束后发表了一篇致命性的评论，他认为古尔德没有足够的技术以惯常的速度演奏勃拉姆斯的这部作品。此后不久，古尔德便退出音乐会舞台，将艺术重心转移到录音上。

有相似遭际的不止古尔德一人。以《弦乐柔板》闻名于世的美国作曲家塞缪尔·巴伯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了《安东尼与克娄帕特拉》，1966年上演后遭到乐评家的严厉抨击，巴伯的艺术自信心大受打击，从此停止了创作；伯恩斯坦1983年完成了歌剧《宁静的地方》，公演后也被乐评家们诟病，他的作曲活动从此偃旗息鼓。

有道是：汝之蜜糖，彼之砒霜。捷吉耶夫是俄罗斯马林斯基剧院的音乐总监、首席指挥，近年来又先后担任伦敦交响乐团和慕尼黑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享誉全球。他的日程非常繁忙，三天两头乘飞机前往世界各地指挥音乐会，媒体便将他誉为穿行于世界各地、无私地将音乐带往各处的“传教士”指挥家；但有相似经历的梅塔就没有这般好运了。梅塔只是说他喜欢飞行，因为在飞机上永远不会有电话来干扰他，他可以安安静静地研读乐谱。梅塔说的是十分客观与合理的事实，却被乐评家贴上了“喷气式指挥家”的标签。这个意味着肤浅的标签一直纠缠到梅塔在纽约爱乐乐团音乐总监的位置上离任为止。

面对犀利严苛的乐评家和“毒舌”般的乐评应该抱以怎样的心态？著名指挥家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曾引用英国科幻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的名作《银河系漫游指南》中的一句话，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什么比光速更快，只有坏消息例外，它们遵循特殊的定律。”

现代多元社会，健康的文艺生态决定了评论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既然无法回避，不如冷静面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上世纪80年代，“指挥皇帝”卡拉扬率领柏林爱乐乐团再度访美。当时，卡拉扬如日中天，所到之处都是鲜花、赞美和狂热的掌声，但乐评界却保持了难得的清醒，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卡拉扬指挥的乐曲“冰冷的精确有如计算机计算出来的一样”，“过分华丽，过分追求尽善尽美，没有了对立面，音乐的张力也就消失了”。而卡拉扬并未因这些尖锐的评论而大怒，因为他长期生活在这种评论的环境中，早已习以为常，能够做到坦然处之。(刘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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