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洋囡囡老师

每逢佳节倍思亲。教师节将至，老学生们至今没撂下我，我则也总忘不了儿时的洋囡囡老师。

杨老师，大名杨端媛，中均个儿，清秀白净，及肩鬈发，文雅温婉，廿八芳华。她下班路过，附近常有人指点窃窃：“喏，她就是洋囡囡老师！”时间一长，杨老师成了流动的模特和风景。

升五年级时，杨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可她是一周只上一节课的音乐老师。日后想去，八成因为我们是超龄班，私立小学门槛低，十五六岁也收纳，老顽童多，别人都扔烫山芋，她的姑妈校长“知人善任”，拔擢她去担纲。

杨老师家距校咫尺，竹篱笆围着带小院的单栋平房，是清空学校杂物间后“易容”转换的。她上任不久即主动招徕：“我家就在马路转角，随时欢迎。”上世纪50年代的孩子，两点一线，稚憨扭捏，哪敢擅闯老师的“三宝殿”！几天后，一次下午放学时，她突然点卯：“你们九个，大人都在外干活，放学后，别在弄堂里撒野，到我家做作业去！”于是，我们惴惴又新奇地鱼贯尾随。

入内室，20余平方米的卧室简朴雅洁，正中墙上挂着白纱婚礼照，四尺木床已腾空，左、中、右三围都是取自附设幼稚园的旧板凳，连两只大樟木箱也被整成写字台。“现在做作业，不许传抄，不懂问我。”我的数学一向很烂，刚学“分数的四则运算”，我一直转不过弯：四分之一，怎么反而比二分之一小？杨老师受询后，从饼干箱中取出一只麻饼，问我：“这是几份？”“一份。”她接着用小刀均切为二，“现在几份？”“二份。”“一份大，还是二份大？”我回答后，她又把那二份均切成四份，“现在一份大，还是四分之一大？”……经杨老师这么“一对一”的演示，我脑袋里的“堰塞湖”立刻“疏通”！那情景，70余年历历如鲜。

杨老师常常越俎代庖。她检查作文，发现“莽”和“染”字的错写率高，就在小黑板上“说文解字”：“这么记，‘莽’字是草丛中钻进一只狗；‘染’字呢，染坊里不卖中药丸！”至于“全民混淆”的“的、地、得”，杨老师不作繁琐的词性和语法结构分析，独辟蹊径：“我们北京人都读轻声de，你们写完用上海话读读，就不会写错了。”此招果然立竿见影，我沿用至今，教语文，完全拷贝。

杨老师最擅长的还是音乐，凡叫“琴”的，她都拿手。我们在她家做作业，拘谨、专注、心无旁骛，那时作业少，效率倍增。再“下课”时，她拉手风琴，让我们在院子里唱歌。我此生，只会笨拙地扭摆“进三步退两步”的秧歌，系得她嫡传。

去的次数多了，杨老师终被泄出内心“密码”。一次，钱同学在樟木箱面上做完作业，无聊中掀开没上锁的箱盖，立刻大惊小怪：“快来看，这么多洋囡囡！”大伙儿立刻围观，只见被垫面上次第躺着多款洋囡囡，像育婴室的婴儿。一位女同学心细，立刻关上，“别让杨老师生气！”

杨老师期末写品德评语，字迹流畅娟秀，行文简洁中肯，各如其面。我的，至今记忆如昨:富于理解力想象力，乐于为大众服务。——有道是“良言一句三冬暖”，这一嘉言成了对我一辈子的策动……

后来，我们的好奇心终于获得满足：原来，“杨端媛”不是“洋囡囡”的谐音。她在北京读师大时，与同班一男生相爱，情意缠绵，终成眷属，卧室婚照为证。孰知新婚不久，丈夫不幸溺亡，她痛不欲生。走出阴影后，她离开伤心的桑梓地，在上海姑妈处安身。渐渐地，母性的向往让她由洋囡囡而迁情于我们这些实体娃娃身上。

杨老师教我们时，神清气朗，她对学生，全身心地无偿付出，深得同事、家长和学生的称颂和敬重。学高为师，身正是范，我初中毕业即踩着杨老师的足迹，也投身师范。

尚飨，杨端媛老师！（黄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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