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大”三位代表的子女说

在“四史”教育日益深入的日子里，我常常忆起我与参加中共“一大”的三位代表的子女交往的故事。

听王尽美的儿子王杰讲信仰

上世纪60年代我与王尽美的次子王杰都在中央华东局机关工作，并且同在上海高安路19号一个大院里办公。只因彼此没有直接的工作联系，仅有点头之交。有次在吴兴路食堂吃饭坐在一桌，他微笑着说：“向你借一本书。”我问：“什么书？”他说：“毛选四卷。”我大为诧异：你们这么大的干部怎么能没毛选？他看我发愣，说：“借你那本对照毛主席原作的毛选。”我笑了：“你们组织部门的人真厉害！把我们的什么秘密都摸得一清二楚。”我又说：“借书是小事，我倒很想听你讲讲令尊大人的故事。”

他立即严肃起来，说：“父亲去世时我才两岁，什么记忆都没有。我也是从书本上知道一些，恐怕还没有你们读的多。但我了解父亲的信仰，我追随他的信仰，不做背叛父亲的事。信仰是力量。”

几年后我们一起到位于东海内堤、外堤之间的华东局五七干校。我观察他的机会就多了。他“文革”中没挨斗，更可贵的是没斗人。这是信仰的力量。他劳动拣重活干，这也是信仰的力量。

听毛泽东的女儿李敏讲胜利

全国政协机关有位姓阴的女干部，她热心于在会议期间邀请十来个人单独座谈。我参加过两次。有次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来了。从李敏的发言中知道她出生于1936年。我跟她说：“看不出你年龄比我大。”她马上说：“我早知道你是这里最小的小弟弟。”

过了一会，我又对她说：“你上海的家离我只有一百多米远，可我从来没见过你。”她说：“是吗？”我又说：“为你妈妈服务的老朱、小汤，我很熟。”她转过头来仔细端详了我一下，说：“那我们有多么辛苦你都了解了。”是的，我是知道他们为了老人有多辛苦的。聊到最后，她说：“我父亲在最困难的时候化名李德胜。再苦我们也要有必胜的信心。”——她父母包括她自己吃过千辛万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好日子。好日子里也有不好的元素，但总体向好，向着胜利。

听包惠僧的长女包正讲科学

“文革”中我改行从事自然科学，向复旦生物系的包正副教授请教的机会比较多。有次说起“文革”前常在《新观察》等杂志上看到署名“栖梧老人”的文章，不知是谁的笔名，包正大笑起来，她说是她父亲的笔名。我们始知她是包惠僧的长女。自那以后，每当我们在工作之余谈天说地时，我往往会把话题扯到她父亲身上。她说了不少比书本上更生动的历史掌故，不在这里赘述。

说一说她对“双百”方针的看法。她是留学苏联的，倾向于米丘林学派，但她不仅不反对西方的摩尔根学派，而且注意吸收摩尔根学派的长处。她说：“‘双百’方针是推动科学发展的生长素。”在那个不大提“双百”方针的年代，她如此强调“双百”方针真是空谷足音。

以史为鉴，这三位尊重历史，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精神，值得学习。（邓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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