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作歌吟荡气回

发布:2019-08-21 11:22    来源:新民晚报

梅雨连天,潮气遍地,体感极度不适。每年如此。正想着现在如此,老来何堪,忽传来了元章先生归去的消息。

就在今年春节,我去叶家拜年。元章先生九八之龄,照样神清气爽,健谈善论,百岁大寿似乎指日可待。谈及上海诗词学会准备为他开研讨会的事,元章先生取笔展纸,用细若绿豆的字开出一批专家名单,又说若经费不足,可减少与会人数和会期,但一定要确保会议质量,尤其是学术含量。我一面听,一面想起他作为中华诗词学会的发起人,至今都写信或致电向学会提建议。作为上海诗词学会的顾问,他也多次写信给我,说各地诗词学会大多重创作轻理论,重活动轻研讨,久而导致思想者匮乏,笔杆子稀缺,空负学会之名,实乃一般诗社而已。上海的情况好一点,也好不到哪里去。元章先生早年研究经济,后在多所院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研,深知理论于实践的重要性,故而强调“唯有狠抓理论创新,方能提高创作质量”。此话尖锐且反复强调,不仅戳中了本会的短板,更击中了几乎所有“学会”乃至“协会”“联合会”的软肋。原因十分明显,创作活动简便易行且见效快,理论研究艰苦寂寞且历时长。

有话直说是人之初的天性,也是社会之初的状态。文明与非文明的交替、道德和非道德的变换,都会使这种天性和状态趋于消隐,直至缩成冰山一角,大体是没入海中的。在文明和道德社会,有话直说尽管可能令人不快,却也大致安全;但在非文明和非道德社会,岂止不够安全,更是一件极危险的事。若既不愿说假话,也不敢说真话,那么沉默是惯常的选择。但元章先生是不会选择沉默的,何况正值四十二岁的盛年。

那时,元章先生在西宁的一家出版社任编辑。那时,社会上的一大流行便是在各类公共场所大肆书写和张贴“作品”。一日上班,他见众人围观一张社领导作的“七律”,便也凑过去看。看了就看了,千不合万不合说了句“这不是七律”,不久以极严重的政治罪名被逮捕,一关就是五年。元章先生有“一字一年牢”的诗句,便是此意。

元章先生的旧诗功底,来自庭训。这在百多年前是很普遍的。长期以来,在这个古老的大国里,诗书琴棋是文人的修业而非职业,是文人的底色而非涂色。狱中,元章先生在饱受错愕、愤怒、悲伤和迷惘的煎熬之后,终于定神开悟,居然诗兴大发,幼学在此时成了他明志遣怀、思古喻今、悲天悯人的载体。我以为诗中最富哲思和理趣者,是写历代才子文士一旦近了权贵,岂止不得开心颜,更是难有好下场。反观他自己无意间得罪了权贵,却由此永远地远离了权贵,目下虽惨,却免了将来的更惨和最惨。心中有了诗,笔下有了诗,元章先生几乎实现了灵魂的救赎和精神的升华,于是牢狱的归牢狱,心灵的归心灵;周遭依旧冰冷沉寂,内心已是温润丰泽,荡气回肠了。

这些诗作后来结集成册,取名《九廻肠集》。元章先生对我说,这一百几十首是他最好的诗,随着出狱后生活的逐渐平稳,虽也写诗,却再也无法超越前作了。

元章先生暮年的一大快事,也因《九廻肠集》而起。有位学者读了诗集,专程造访与他深谈,此后出了一本著作,将他与吴昌硕、王国维、陈寅恪诸位大师等而视之。元章先生将此书赠我时,一边表示不敢克当,一边则对书中的论点表示欣赏。我读此书,感觉作者之意实为通过这些文人的旧诗,梳理他们在遭遇身心困厄时所走的相近心路历程,所选的相同表达方式,所寄托的相通人生追求,谓之“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我还发现,这些文人的出身、专业、创作缘起及成就虽然各异,却一概在诗中取法乎上,以诗史上最高成就者如灵均史迁、陶令东坡为圭臬。这是大多数文人能从不同原点走到相同终点,殊途同归的捷径,既是旧诗创作思维使然,更是绵延数千年的传统人文思想使然。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是将旧诗排除在外的,这到底是旧诗的遗憾还是文学史的损失,姑且不论。但正由于鲜为人知的原因,百多年来有大批的得益者和失意者,都将其当作了盛放自己或公开、或秘密的思想情感的容器,使后人足以编出一部融华丽与诡异、坦直与隐晦、理念与趣味于一体,极丰富极宏大的现当代旧诗史,并与既有的现当代文学史相比照和相参照。我以为元章先生的《九廻肠集》既有士大夫的高尚气节与情怀,又有现代人的权利意识及诉求,前者偏向独立,后者偏向自由。加上结构精严、思情真挚、文辞到位、风格沉郁,理应在现当代旧诗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位学者的著作出版于两年前。书中所列八人,元章先生是唯一的健在者。今年,就在这个梅雨季节,元章先生也归去了。我望着窗外漫天的梅雨,心想如此天气,于人自然不适,于学可能最宜,尤其是对编一部中国现当代旧诗史来说,恐怕没有比这种天气更适宜的了。正是——

愁肠九曲未堪哀,酝作歌吟荡气回。囹圄五年检旧作,诗词一史问新裁。秉心直语见风骨,倡理启人效竹梅。春尽闻他归去也,目盛梅雨酹千杯。(胡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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