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让我们离“诗与远方”远了？

我们已经离“诗与远方”远了，又是什么让我们远离了“诗与远方”？

我的第一个家在老西门离文庙十来分钟之遥的梦花街。街上一座“过街楼”，横跨小街搭建。外婆总是拎上一把靠背竹椅，抱着我在过街楼下乘凉。这个“洞”遮阳蔽日，又有徐徐的穿堂风，加上蒲扇摇啊摇，真是清凉之所。

当大人们拿张“夜报”谈山海经时，离过街楼十几米远的街面房小窗口，传出一声声响亮的招呼：“38号老陆，有电话！”于是，另一个声音，从亭子间上的老虎窗，或石库门里的小天井弹回来：“哦，来了来了！”

读小学时，我家搬离了老城厢，也告别了左邻右舍公用的传呼电话。19年寒窗生涯，从没宅电到有固话，从拨号盘到按键式，从6位号码到8位号码；直到大三实习时，我才第一次有了无线通信装备。只要它在我的腰间BB作响，我就找个路边电话亭，用硬币或“201卡”尽快回拨……

我曾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单位办的“70物”展览上，迎来一批“00后”大学生观众。她们惊奇地发现世界上还有一种火柴盒大小的“黑匣子”，竟可以接收来电号码！我平静地告诉他们：“这就是传说中的call机、拷机。”

其实，移动不只为了谈恋爱，更是为了干活。刚工作没几年，城市人步履的节奏，就像手机通话的语速一样，被越带越快、越带越急。我有时掐着点，赶上最后一班公交车，夜里再没什么彩铃响起，更不论骚扰电话、垃圾短信，整个世界恢复宁静，而我居然好几次睡着了，错过了到家的站点。

唯有多年前的一次出差，我随车在盘山路上开啊开，望着车窗外发呆，看秋日的暖阳透视着缤纷的阔叶林，直到山廓变得模糊，炊烟袅袅而起。我诧异自己竟有1个小时没有看表，也没点开手机，更没有无聊到睡着……或许这山里没有信号，或许我真的第一次忘了时间，却解放了自由的五指。曾几何时，滑开手机的频率已远远超过了抬腕看表的频率，不知数倍。

行文至此，笔记本屏幕旁边，我的手机屏又亮了，微信没来得及收，微信语音直呼而来。这块好几寸的屏幕，已变成人的感官和手足，拿得起、放不下，要即刻眼观六路、实时耳听八方。孩子更是如此，生来就住在太虚里、浮在平板上，也被这个地球变平了，变成小碎片。

2020年的史上最长网课，不多久再用上实名手机，对于学生们算不算还乡归根、会不会乐不思蜀？幸好，他们偶尔还会想同学、想老师、想学校，这恐怕是“手机化生存”的一线生机。

久而久之，所有过往都不可复返，就如我时隔十多年重回梦花街，微雨中无人相识，宛若独在异乡。一切，已无从想象戴望舒《雨巷》里那个丁香一般结着乡愁的姑娘，就是从原先的青石路上、撑着油纸伞飘然而过。这个她，会不会突然掏出手机，发一段视频号呢？

有些发明，本想让事情变简单，却往往让事情更复杂。智能技术的顶点，可能也是人情世界的拐点。没有证据表明，提笔忘字、不书无信的今人，就比鸿雁传书、单骑寄诗的李白们更潇洒更幸福。用“圈”和“群”分享的那一幕庐山瀑，那一汪桃花潭，那一座敬亭山、黄鹤楼、白帝城，早已不是他用心记下、用纸录下的那一个……

我们已经离“诗与远方”远了，又是什么让我们远离了“诗与远方”？（徐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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