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东坡

文/顾国培

 

如果有人说你喜欢那个诗（词）人，很多人一定会选李白，或者杜甫。是啊，诗歌本来就是一种用来抒发胸臆的文体，而李杜把这种抒发演绎到了极致。李白何等浪漫？“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正追随”，虽然是他写张旭的，何尝不是写自己呢？雄心万丈，光芒万丈，李白的诗情，就是浪漫主义的渊薮。他引吭高歌，如仗剑行侠，余光中赞他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诗歌是时代的作品，李白的时代是唐朝的盛世年华，所以他的笔下尽是奇绝华丽。诗歌也是作者内心的投射，李白的浪漫与生俱来，现实让他愈发狂狷。他曾有机会出入朝堂，但并没有他所想象的封侯拜相，所以他愈发癫狂，所谓磨墨脱靴，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和笔下幻象，但凡有些历史和人文常识，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退一万步说，要是他真如自己所说，仰天大笑出门去，就不会有后来的投靠有判心的永王，险些晚节不保了。再说杜甫，从诗歌来说，是现实主义的巅峰，与李白浪漫主义风格遥相呼应，都达到了文学和美学的至高境界。然而，不管他三千诗行体现得多么忧国忧民，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庇得天下寒士俱欢颜”，与他白老兄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异曲同工，暴露了共同的现实境遇。他与太白一样的怀才不遇，他的忧国忧民更多的是愤懑相加。他“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痛心疾首，比不上他登临泰山时“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后者还可爱可敬，至少还可信一些。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事实也并非他们不追求，而是穷其一生都在追求仕途的发展而不可得。抚剑夜吟啸，千里不留行，都是笔下的雄丽、幻象的美好，最后都是被现实打败，最后认清自己：渺渺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李白止于门客，杜甫所谓工部，跟他们所享盛名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的职位。

古往今来的中国文人，都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往圣继绝学”的目的，是“为万世开太平”。可残酷的现实是，文人的浪漫主义与情怀，与政治的斗争主义和厚黑，不仅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是本质相斥的。毋庸讳言，李杜两人都是有才情的人，这样的才情让他们文章“光焰万年长”，也让他们现实到处碰壁，灵魂无处安放。文人太多的政治抱负，注定是一场无望的奔赴，必然是一个宿命的结局，最后成为一种堂吉诃德式的悲壮。他们最绚烂的时刻，除了身后注定流传的诗歌，当数他们在世时电光火石的相逢，那是中国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一种壮丽相遇。那个盛世两个最灿烂的天之娇子，竟然能有机会把酒言欢、对月当歌，真是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佳话。杜甫把李白视作偶像，李白确实当得起这个角色。李白在那个时代已诗名远播，杜甫则不然，他不仅汲汲于功名，诗作也并未闻达到与李白齐名的程度，直至中唐元稹偶获他的诗集才惊为天人。但这并不影响两个人的同质性：才华横溢，又怀才不遇；绝世的诗歌，又并未入世的境遇。对李白来说，“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浪漫，既是一种天赋异禀，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对杜甫而言，“茅屋为秋风所破”的现实，与其说是一种民生情怀，不如说是一种文人式的喟叹，暴露出郁郁不得志的心境。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俩成为唐朝乃至中国诗歌的最高水准的代表。只是，要论天人合一、文以载道，既亲身实践政治理想，又相伴而生千古绝唱，结合得最好，又最有说服力的，恐怕还是要数北宋词人苏轼了。东坡先生之经历与性情，悲悯与情怀，与他的旷世词作、绝世姘文融为一体，成为中国诗（词）人文以载道、歌以咏志、人文合一的典范代表。

单从文学价值而论，苏轼的词，与李杜一样，均达到了中文组合的至高境界，充满了厚重的人文情怀，千百年来都让人与之共鸣。苏轼和李白一样的才华横溢，一样的气质高华，一样的性情外露。甚至当年其父苏洵为他取名“轼”，就是希望他能像车上的扶手横木一样，隐藏自己的锋芒，不要太才华外露，取字“子瞻”，也是要他多瞻望路况，凡事多看多想，三思而后行。知子莫若父，苏洵老先生知道自己儿子的弱点，所以以名字的方式，给了他最中肯的建议与忠告。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苏轼穷其一生，都在为他的这一天生性格买单，也铺展开了一条文人从政的艰辛道路。这条道路，有昂扬激越，也有峰回路转，更多的是午夜梦回，黯然神伤，那些暗礁垒石，激流险滩，以及你争我斗、尔虞我诈，折磨着他也锻造了他，最终提升了他，成就了他，成为他波澜起伏人生路上的悲慨风景。让他不仅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出色的官员，更成为一个伟大的词人、深邃的思想家。纵观苏轼的为官之路，无论是开始的杭州通判、徐州知州，还是后来的接连辗转，二年阅三州，他都是一个干实事的地方官，杭州至今有苏堤，彭城“千古还念唯苏公”，而生性豁达的他在人生的晚年回顾自己的地方生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是他屡被贬谪的地方，为什么他会之作为建功立业之所？我想，这里面可能既有自嘲的成分，也有他感恩磨难的意思。事业的低谷期，何尝不是自我的修炼期、成长的转型期、人生的突围期？是的，就是在这三个地方的十多年里，他依然热爱生活，有诗有酒也有肉，日啖荔枝三百颗；就是在这个阶段，他的诗词创作达到了巅峰，《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以及赤壁三咏等千古名篇，都集中产自这一时期。这是沉淀，是飞扬，是救赎、是涅槃，是夜阑风静时的挣扎和呐喊，是人生低谷中的徘徊与释放，是忘却营营后的倚杖听江声，是回首萧瑟处的无风也无晴。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苏轼最过人之处是不向命运低头，总能在苦境中寻找快乐之道，在困境中找到解脱之法，以这种方式与自己和解、与人生握手言和。

苏轼的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有天纵的才情，亦有刻苦地求学、上下的求索和悲悯的情怀。与李白相比，宋神宗给出过一个虽不无偏颇，却又恰如其分的对比：“李白有苏轼的才气，但没有苏轼的学识。”是啊，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无论是当初的文坛盟主欧阳修对他的青眼有加，还是当朝宰相王安石和他政见相左却最后冰释前嫌，就是对他才情和学识的认可。才情可能是诗词歌赋，学识一定是书论策对。他的屡次建言，是仗义执言，也是把自身学识化为治国辅政的金玉良言。谏言是快意的，也可能是危险的。乌台诗案对苏轼来说，与其说是各种因素的偶然，不如说是他才情性格的必然。与他人恃才傲物、恃才放旷不同，苏轼有自己的深厚的学识为底气。这也是他成长路上遍布荆棘却一次次遇到伯乐，屡次被贬又一次次东山再起的原因所在。朝廷没有忘记过他，他也从未曾远离中枢。他的高光时刻，不仅是当地方官时的爱民如子，而是被复召进京，从农夫到帝王师，一度成为宰相的接班人。千古文人侠客梦，真正的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在这样的平台上才能干更大更惠及百姓的事业。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如果说苏轼的文章是千古一人，那么他在仕途上也到达了文人所能企及的最高位置，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学识和他的情怀在做最坚实的支撑。

李白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曾写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苏轼在《临江仙》中借用了李白的诗句，并将之进行了进一步阐发，似乎可作为他人生哲理的写照。他说，“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生都在起起伏伏路上的苏轼，与僧人谈禅论道的同时似乎也参禅悟道了，对人生也有了更为深切的体悟。人生就是一段旅行，人生永远在路上，我们始终在漂泊。个人荣辱可以置之度外，人生之旅务必活得精彩。理想是路标，信念是灯塔，全情投入，全力以赴，努力到无能为力，奋斗到感动自己，最后的结果不一定辉煌灿烂，却一定人生无悔。看山看水分三重境界，苏轼成为苏东坡，也经过了三重法门，开始的开始，他一定是一个入世的人，最后的出世，以及再次的入世，与其说是一种选择，更不如说是一种坚守。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性情的东坡先生，用他波澜曲折的一生，诠释了一个中国文人政治家的风范，那么恢宏大气，又是那么平易可爱。他竹杖芒鞋，走入历史间，留给千年文化一个永恒的背影，他挥舞衣袖，小舟从此逝，却好似从未远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