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柿事

文/马雪莲

水果店的层架上，摆满了各色诱人的水果。苹果燃的橙红，橘子凝的青绿，火龙果洇着的桃红，犹如化着精致妆容的女子，静等垂青。唯独那枚柿子，摆放在货架顶端，透着股不争的倔劲，有着晒透了的青色，裹着点淡淡的橙黄，不惹眼，却清亮，像秋阳特意在果堆上盖了个小印记，就那么一下，撞进眼里，也似乎撞开了些什么。

风顺着门帘，悄悄从间隙溜进来，不温也不火。望着那枚柿子，喉头不禁一阵发紧——哦，是又到了吃柿子的季节了。从记事起，我就偏爱这味道，只是旧时的吃食金贵，不同如今，货架上摆得满满当当，触手可及的都是这般寻常的清甜。

记忆里的柿子分两般。熟透了的柿子是火红色的，软乎乎，捏在手里像攥着团化不开的蜜，皮薄如翼，稍一使劲，蜜汁顺着指缝往下淌，黏稠而甘甜。而我偏爱的是青柿子，它比超市里的小很多，刚够盈握在手心，拳头大的果子，表皮坚硬，泛着青幽幽的光，掂着如小鹅卵石般沉沉的。凑到嘴边，用牙轻轻嗑开一角，脆生生的果肉裹着甜，那甜里还藏着点若有若无的微涩，真是像极了儿时藏在裤兜里始终没说出口的欢喜——既想让人知道，又怕人知道。

只是这欢喜里总掺着小插曲：青柿子的果肉里挤着扁扁的核，少则三四枚，多则五六粒，若是不小心咬到，那麻涩味“腾”地一下从舌尖窜到牙根，进而蔓延整个口腔，得赶紧跑到水缸边，舀起凉水“咕噜咕噜”猛漱，否则嘴巴能麻得半天张不开。后来在超市见着又大又圆、咬下去满口甜糯的无核甜柿，倒常愣神：当年那小小的青果子里，怎么就藏了那么多核？许是旧时光的东西，都爱留这点“不完美”，勾着人一遍遍记挂。

儿时的家没有院子，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却都是树的家园。东边几棵杉树，笔挺挺地往天上蹿，母亲总说：“留着，等你们出嫁，做嫁妆、打衣柜都用得上。”西边两株柳树，夏日如瀑的绿能撑开一片广阔的浓荫，街坊邻居搬着小板凳聚在树下，摇着蒲扇，闲话家常，蝉鸣和笑声缠在一块儿，是整个夏天的背景诗。南边墙根下最热闹，桃树、葡萄藤、李子树、石榴树挤挤挨挨，是父亲特意种的，说是“给孩子们解馋”，于是四季更迭，日子总被芳香四溢的果味填满。然而我始终好奇，父亲种了这么多的果树，为何独独不种我爱的柿子树。后来才得知，青柿子不宜多吃，尤其是空腹食用，容易导致结石。原来父亲是担心我太贪嘴，才让我如此渴求。

每年开春，给果树“打叉”是我们家的大事。父亲搬来木梯，踩着梯子往上够，剪刀在空中“咔嚓咔嚓”剪着多余的枝桠，姐姐和我就跟在后面，捡那些剪下来的细枝，捆成一小捆一小捆合力抬回家，晒干了就成了耐烧的“硬柴”。那时的灶房低矮潮湿，黑黢黢的灶膛里总堆着稻草和油菜杆，做饭时需两个人搭手：姐姐站在小板凳上，凑着灶台掌勺，盯着锅里的菜；我则蹲在灶下添柴，眼睛看着灶火。稻草不经烧，得不停地往灶膛里塞，火小了，锅里的菜就炖得半生不熟；火大了，锅底又容易结一层黑炭，很难清理。尤其是遇上梅雨天，稻草点不着只会发青烟。我得憋足了一口气，握着吹火棍使劲的往灶膛吹气，直到火星子“腾”地蹿起来。这烟火，早已刻进了指缝里。

家里的硬柴，平日舍不得用，唯有逢年过节，或家里来客人要招待，炖上烧鸡鸭鱼肉等硬菜时，才会添上一把。柴火遇热“噼啪”炸响，火星子从灶口蹦出来，映得人脸暖暖的。肉香混着柴火的清冽，氤氲着那时尚未开发的嗅觉，是最鲜活的人间至味。

我们家是“街上的农户”，守着几亩田，却没有山。硬柴在平常日子显得格外珍贵，逢年过年的硬柴要么花钱买，要么父亲厚着脸皮向山里的熟人讨要。山里人家有着丰饶的林地，父亲则凭着一手好泥瓦活，应下帮着这家打大灶、那家盖房才换得进山砍柴的机会。日子久了，父亲和他们的关系日益密切，渐渐成了朋友，偶尔会带着我们去串门。那些人家门口都种满了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柿子树，秋天一到，青涩的柿子压满枝头，需要用木头撑住树枝，才不至于折断。可面对这诱人的青果，他们并不喜欢吃，倒成了鸟儿、松鼠的美餐，最终纷纷落地，化作滋养土地的肥料。我只能央求父亲为我讨来几个，常常是放上几天也舍不得咬上一口。

父亲去砍柴，总是天不亮就起身。母亲则提前煮好三个鸡蛋，可他总是带上一个，扛着扁担、手持砍刀，踏上通往山里的路。那是一条坑洼不平的小路，没有车子，全靠步行，来回二三十里地，一步不稳就可能摔着。傍晚回来时，高大的父亲挑着满满一担柴，在人群一眼就能看到。母亲迎上去，总是心疼地说：“下次别砍这么多了，够烧就行！”可父亲每次回来，柴担依旧堆得满满当当。 

砍柴的季节总在深秋，万木凋零，枯枝在风里透着萧瑟。村里人都争相抢着进山，若去晚了，连矮矮的灌木都所剩无几，只得往更深的山里寻。那里树密路险，听说还有狼和野猪出没，但父亲总是独自一个人，踏着晨霜出，披着寒霜归。这艰辛，从始至终他一个人扛着。

有年九月，大雪突然降临。鹅毛似的雪片“簌簌”砸在地上，很快积了厚厚的一层，田里的稻谷还立在冰水里，沉甸甸的稻穗被雪压弯了腰，屋顶、树梢全裹在白茫茫里，整个世界只有雪落的声音，“沙沙，沙沙”。家里的陈稻草即将用完，母亲焦急万分。

那天清晨，公鸡刚叫，天还黑沉沉的，父亲就起了身。他裹紧那件旧棉袄，照例在口袋放了一个鸡蛋，说：“我去近处山里拾些松毛，下午就回。”母亲追到门口，把另外两个鸡蛋塞进他的口袋，反复叮嘱：“雪大，路滑，不管砍没砍到天黑前一定要回来哈。”父亲点点头，没多说什么，转身消失在风雪里，很快天地只剩一片苍茫。

黑夜一点一点漫上来，巷口却始终不见父亲的踪影。母亲站在路边，手紧紧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焦急地望向远方。我们依着门框，连晚饭都没心思吃，望着漫天风雪，心里空落落的——那白茫茫的天地间，父亲到底在哪个山头？是不是摔着？会不会遇到危险？母亲时不时抬手抹眼泪。

后半夜，雪小了，风也缓了些。姐姐突然指着远处喊：“妈，快看！”我们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远处雪地里有个黑影，缓慢而艰难地往前移动，像一株被雪压弯的枯树。那是父亲！我们“呼”地一下跑过去，围在他身边。走近了才看清，他头上、眉毛上全是积雪，结成了冰碴子，旧棉袄被雪浸得沉甸甸的，沉重如铁，肩头压着的一担松毛枝，弯曲成弓状，扁担也几乎要折断。父亲的脸色发紫，嘴唇干裂，裂开了好几道口子，看见我们，他发颤的嘴唇艰难地咧开一个笑，从怀里摸出个东西——是一枚冻得硬邦邦的青柿子，表皮沾着雪，却还透着点青亮，在暗夜里像藏着一盏星光。

“路过你孟叔叔家的柿子树，看还有几个没摘，想着你爱吃，可这手实在是不听使唤……”父亲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被砂纸磨过，手指冻得蜷曲，伸不直，却还执意把柿子往我手里塞。我接过柿子，它在掌心冰得刺骨，但一股暖流猛地从心底涌上来，漫过喉头，也漫过了那些年关于柿子的所有甜与涩、喜与盼。 

如今，超市的货架上总摆得各样的柿子，不用再为一口甜分外惦记；燃气灶一触就着，也不用再为硬柴而发愁。可每到秋季，只要看到柿子，总会想起那个雪夜，父亲挑着松枝归来的淡薄身影，想起他怀里藏着的那枚冻得发硬的青柿子——任凭时光蹉跎，一提及，依旧暖得心尖发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