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忧后乐范仲淹

文 / 顾国培

说起北宋名臣范仲淹，最有名也给人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那句千古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任何事情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能引发范仲淹发出这句千古浩叹的，首先源自于他饱读诗书后的学士才情、学人风范，北宋可以说是历代封建王朝讲究君臣节义的巅峰，皇帝是真命天子，代表上天管理天下，为天下百姓谋福祉，臣子之职来源于天子之授，自当效命天子，以天下苍生幸福为己任，为皇帝分忧，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范仲淹说的天下实则指天子、皇帝，但是其心系百姓的情怀和胸襟值得千古传颂。同时，范仲淹抒发的这句话，其实也与他跌宕起伏的宦海沉浮密不可分。范仲淹从政之后三次被贬，第一次是因为得罪太后，第二次是因为得罪皇帝，第三次是因为得罪宰相，三次都是因为秉公直言，仗义执言，三次被贬出京，先后被贬蒲州、睦州、知州，好友分别赠言：“此行极光”、“此行愈光”、“此行尤光”，从能够直达天庭到异乡任职，这样的打击足可以让人心生怨言，但是范仲淹说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其君。”这是怎样一种高士风范？在朝为官则处理好政务服务好百姓为君分忧，远离朝廷心里没有半点不快，还日夜担忧皇帝的江山社稷。这样的忧乐情怀，让我们值得走进这位北宋名臣。

范仲淹具备了命运多舛、读书发愤、一朝成名的名士成长的典型路径。说命运多舛，是因为他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那些寄人篱下的岁月，其间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但想来亦能感同身受。《宋史?范仲淹传》评价他：“少有志操。”描述他求学之艰道：“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他的这股苦学的劲头，直接催生了一个成语：断齑画粥，与凿壁偷光、囊萤夜雪一道，成为艰苦求学、发愤读书的代名词。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载：“范仲淹少贫，读书长白山僧舍，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两块，断齑数十茎啖之，如此者三年。” 就是每天煮一盆粥，等粥凝结，用刀把它切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蘸着酱菜醋盐吃，读书之艰苦可见一斑。在应天府求学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更培养了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记载：“范文正公微时，尝诣灵祠，求祷曰：‘他时得位相乎？’不许。复祷之曰：‘不然，愿为良医。’亦不许。既而叹曰：‘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为相和行医，这两个看似不关的职业，在范仲淹看来却有其共同点，那就是治国救人、惠及百姓。他认为大丈夫读书，为的是惠及天下百姓，在上时应为良相，在下时可做良医。无论为相还是为医，都可以实现或治国或救人的抱负。1015年，26岁的范仲淹以“朱说”之名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由一介“寒儒”成为进士，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和高光时刻，开启了他作为范文正公的仕途一生。宋人姜遵评价范仲淹：“年虽少，奇士也。他日不惟为显官，当立盛名于世。”

进士及第的范仲淹，仕途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顺遂。北宋官场也是险恶万分，没有高官的提携，满腹才华的范仲淹只被授予安徽广德县城掌管狱讼的九品小官。起点也重要也不重要，说重要是可以更快地成长，更便捷地获取各种资源，进而赢得职场的领先优势；说不重要是因为起点并不是决定因素，决定一个人最终成就的是他的志趣、才华和韧劲。先站定、再站高，先升值、再升职，先成长、再成熟，是有道理的，是符合人生成长规律的。有些人起点很高，但因为能力配不上位置，最后摔得很惨，“眼看他起高楼，眼看到宴宾客，眼看到楼塌了”，描述得就是那种德不配位的职场状态。范仲淹当然不是这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小人物，而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政治英才！面对官场上的不公，范仲淹并没有被打倒，反而挺起精神，努力工作，1017年，范仲淹因治狱廉平、刚正不阿，升为文林郎、集庆军节度推官，1021年，范仲淹在泰州担任盐仓监，见海堤年久失修，便越职上书建议，重修捍海堰，造福当地百姓，1027年，范仲淹在应天府宁陵县为母守丧期间，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贵人，就是与他一样富有文名，吟出那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千古名句的晏殊。晏殊时任南京留守、知应天府，本身才华横溢的他听闻范仲淹的才名，邀请他到府学任职，执掌应天书院教席。应天书院，就像现在的清华北大，在重文轻武的北宋，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个平台，为范仲淹积累声名，进入朝廷中心打下了基础。

晏殊既是范仲淹的仕途贵人，也堪称他的人生导师。他和范仲淹具有很强的同质性，正是这样的相似性，让他们惺惺相惜，携手前行，开创了盛极一时的“庆历新政”，共同成就了匡世济民的大事业，成为北宋政坛一抹耀眼亮色。晏殊5岁时就能创作有“神童”之称，在殿试时受真宗赏识，赐同进士出身，这与范仲淹的“少有志操”、苦读成才异曲同工。被贬地方时兴办教育，并延请范仲淹讲学助范进军中枢，庆历二年时官拜宰相后，又与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一道经营“庆历新政”，晏殊知人善任，乐于奖掖人才，当世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辅、欧阳修等，皆出其门，又能识富弼于寒素之中，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范仲淹也是博爱善施，士大夫大多出自其门下，他的学生中涌现了一代大儒张载，理学大家“二程”和文学家周敦颐，一代文豪欧阳修等等巨星级别的人物，群星璀璨程度不让晏殊。晏殊兴办教育，欧阳修曾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范仲淹后来兴办在苏州兴办府学，苏州文脉绵延至今，应该说就是受到了晏殊的影响。在中央时兴办实事利天下，在地方时兴办教育利百姓——这是晏殊与范仲淹的第二个共同点。他们之间第三个共同点，是不仅是政声卓著的政治家，更是文风卓越的文学家。晏殊被称为“宰相词人”，词风典雅流丽，开创北宋婉约词风，“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等佳句广为流传，而范仲淹也是富有文名，“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其大气的文学意境和开阔胸襟，让天下文人延用至今。

在晏殊的延请下，范仲淹主持应天学府的教务工作，他勤勉督学、以身示教，每当谈论天下大事，辄奋不顾身、慷慨陈词。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严以律己、崇尚品德的节操，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书院学风亦为之焕然一新，在晏殊与他的共同经营、以身示范下，应天府书院（又称“睢阳书院”）与白鹿洞、石鼓、岳麓一道，并称宋初四大书院，范仲淹声誉日隆，终于以自己的努力赢得了朝廷的关注，1028年，范仲淹向朝廷上《万言书》，奏请改革吏治，十二月，宋仁宗召范仲淹入京。在朝廷期间，范仲淹不畏权贵，秉公直言，上书主持朝政的刘太后，要求其还政于仁宗，得罪太后，第一次被贬出京。仁宗亲政后，范仲淹被召回京，任谏官之职，力劝仁宗感念太后之恩，避免政治纷争。后来，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培植党羽，向仁宗进献《百官图》，弹劾宰相，吕夷简奋起反击说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再次被贬出京。朋党政治是北宋官场的鲜明特征，也是各自攻讦政治对手的最佳借口。他的这种直言切谏的作风，让他始终在政治风云的激荡中沉浮不定，好友梅尧臣作《灵乌赋》劝他少管闲事，学做报喜的鸟，不要做像乌鸦一样遭人唾骂的鸟。范仲淹慨然回复：“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应该说，这样秉公直言的为官品质，在凶险万分、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谏言时弊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敢于直言的精神，但毕竟只是务虚之言，范仲淹不是务虚派，而是实干家。在担任右司谏的时候，江淮和京东遭遇旱灾和蝗灾，范仲淹居于庙堂心忧百姓，直接劝谏，仁宗委派他前去赈灾，这给了范仲淹小试身手的机会。到江淮后，范仲淹开展了“救灾三部曲”：先开放粮仓赈济百姓，又禁止不合礼制的民间祭祀，还上奏朝廷免除灾民的部分赋税，灾情得以缓解。范仲淹的施政贯穿了一条主线，那就是：心忧百姓、造福苍生。他曾有小诗《江上渔者》：“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包含着对辛勤劳作者的无限同情和关怀，这种悲悯情怀，既来自于他饱读圣贤书后的修养自觉，更来源于他少时多舛的情感共鸣，这也让他的地方行政之路饱含民生情怀，他先后出任睦州、苏州、饶州、润州、越州等12个州的知州，每到一处，他都是竭尽全力，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在泰州监盐仓时掌管盐税，范仲淹发现当地原有的海堤早已在海潮的冲击下损坏，“久废不治”，以致田地、盐池歉收，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他率领数万民工重修捍海堤堰，孰料开工不久，雨雪纷飞、海潮迭起，范仲淹不为所动，克服困难，坚持施工，两年后长约150里的海堤顺利完工。任苏州知州时，苏州久雨成灾，田不得耕，民不得食，他察访河道，分析水患成因，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的疏浚方略，把积水导入江河湖海，经过整治，苏州东南面的积水流入松江，西北面的积水流入长江，水患得以消除，农业生产得到保障，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两地百姓都将修筑的圩堤称为“范公堤”。1035年，范仲淹因在苏州治水有功被调回京师，升任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他在天子脚下也大力整顿吏治，开封府“肃然称治”，时称“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

文臣难求，武将难得，文武双全，那更是难上加难，而范仲淹不仅是文臣，还是武将。毛泽东就评价范仲淹为中国历史上“文武双全”的知识分子，朱熹更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纸上大夫子，马上大将军！范仲淹虽以科举入仕，却时常博览兵书、关注边防，这源于大时代背景下应时而生的危机意识，也是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现实需要。北宋边关形势严峻，西夏入侵边境，范仲淹与韩琦一同经略西北边防，审时度势，制定一整套积极防御的作战策略，修筑城防，提拔狄青、种世衡等将才，操练将士，并且亲率出征，仁宗评价：“既然范仲淹出手了，朕也就放心了。”大败后的西夏人感叹“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兵”。宋代边关的风云变幻，让素以文臣风采示人的范仲淹平添了几许英雄气概。年过半百、两鬓斑白的范仲淹看着征雁南来北往，深夜无眠，填下著名的《渔家傲 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他心痛于将士们的牺牲，又思念着远方的故土，词意雄浑郁勃、不减唐声，开创了边塞词先河，为北宋豪放词一派作出了有益探索，苏轼、辛弃疾等都是他后来的“粉丝”了。

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召回京，因战功卓著升为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他从北宋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现实出发，范仲淹向仁宗皇帝提出十条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即所谓的“庆历新政”，这是他勃发从政历练之力，全面辅佐皇上的倾囊之力，也堪称他个人职业生涯的最高峰。范仲淹敏锐地发现冗官滥吏已成王朝积弊，于是改革从大力整顿吏治开始。他对贪官毫不客气，将其名字从名录上“一笔勾销”，同僚富弼劝他：“您这一笔勾销容易，但被罢免的人恐怕全家都要哭了。”范仲淹答：“一家人哭，总比一个地方的人哭好。”胸怀天下、心忧百姓之风俨然。除了整顿吏治之外，新政的内容还包括培养人才、发展经济等，这些改革措施和新政内容益于百姓、益于北宋王朝，可是却剑指朝中官员，于是这些既得利益者全部反对新政，甚至污蔑范仲淹结党营私。一年后，宋仁宗不得不废止了“庆历新政”，并将范仲淹等改革派贬出京城。时势造英雄，而不以成败论英雄，新政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缓解危机的作用，更成为后来王安石变法的先声，从这个意义上说，“庆历新政”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次改革尝试。

1046年，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被贬湖南期间重修岳阳楼，写信请范仲淹写一篇推广软文，随信寄来一幅画《洞庭晚秋图》，上面画有岳阳楼。此时被贬在河南邓州的范仲淹，经历了官场的起起落落，心境早已波澜不惊。他虽未亲临岳阳楼，看图作文，写出千古名篇《岳阳楼记》。该记超越了单纯写山水楼观的意境，而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相结合，将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特别是抒发了身居江湖不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可以说立意高远，构思别致，词语精美，不但如画如诗，传写出八百里洞庭的浩淼气象，而且似歌似钟，抒发了先忧后乐的凛然气概，情辞双绝，千百年来广为传颂，堪称为岳阳楼文的压卷之作。此篇一出，天下楼记莫与争锋。坐落于碧波万顷的洞庭湖边上岳阳楼，登临其上观望湖景，确实会有股天水激荡、天地暗合的神奇能量，然而景色之非常者神州多矣，岳阳楼能够闻名天下且绵延千年，与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正是《岳阳楼记》抒发的“先忧后乐”的精神，范仲淹用一己之力，将岳阳楼推上了千古仕人的朝圣地。朱熹曾赞《岳阳楼记》为“三百年来第一流”！文如其人，正是“第一流人物”才能写就的“第一流文章”！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从此，岳阳楼与武昌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鼎足而三，忝列江南三大名楼，均有文学名篇匹配与传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旷达胸襟和远大抱负，发出了千百年中华传统士人的理想呐喊，堪称千古浩叹！

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谥号“文正”，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这是中国古代文臣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高山仰止，后世将他奉其为完人的代表。遥想当年，范仲淹曾以四句话赞美东汉著名隐士严子陵，而这恰好也是他自己最好的赞语，那就是——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