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一个离散家庭的精神联结 ——评《梁宗岱、沉樱与我：一个家族的离散与重逢》

陈太胜

 

 

《梁宗岱、沉樱与我：一个家族的离散与重逢》

梁思薇 口述；周素凤、张力 执笔

东方出版中心2026年6月出版

 

 

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有一回我在香港旅游，趁机去逛书店，一排一排书浏览而过，突然看到书架上的“梁宗岱”三个字，一时之间觉得这名字有点熟，继之一想，这不是我的爸爸吗？在我脑中空白了二十多年的三个字突然出现，我有点惊讶，有点恍惚，又有点激动，刹那间好像和失散多年的爸爸有了一点连接。

 

这是口述史著作《梁宗岱、沉樱与我：一个家族的离散与重逢》一书中的“我”，即梁思薇描述其在香港书店一次不寻常的体验。读上述这段话特别令人感慨，这是一个女儿在与其父亲在实际生活上失散了二十多年之后，通过偶然看到的一本书重新建立起来的“连接”。彼时的她，与父亲生疏，也几乎并不了解，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物”。

梁宗岱可不是无名之辈。出生于1903年的他少有诗名，20多岁便出版过个人诗集，加入著名的文学研究会；他于1924至1931年留学法国，与法国后期象征主义代表诗人瓦雷里交往频繁，并用法文写诗和译诗（中国的古诗），在法国刊物上发表，并有法译《陶潜诗选》在巴黎出版。1931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因徐志摩向当时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力荐，他到北京大学任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讲师。这年，他才28岁，却以名声和才气位居北京大学名教授之列。1931至1937年这短短的六年间，梁宗岱著译颇丰，成就斐然。抗日战争期间，梁宗岱任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然而，梁宗岱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后半生命途多舛，他从写诗走向译诗、研究诗，成绩斐然时又戛然而止，退隐广西百色转而研究医药，1950年代后历经坎坷，几次死里逃生。

梁宗岱与沉樱相识并结婚于1935年前后，长女梁思薇出生于1937年，另有次女梁思清和三子梁思明分别出生于1940年底和1942年初。早在1941年3月，梁宗岱回百色处理家业时由于观看粤剧认识了演员甘少苏，据说他为甘的苦情戏所动，花巨款为其赎身，并与其同居。梁宗岱甚至都没有回重庆迎接儿子的出生。后沉樱带着三个子女搬出北碚住所，且于后续搬到上海居住，更于1948年移居台湾，从此一家人分隔两地。从1944至去世的1983年，梁宗岱除了翻译，和在1962年2月5日写的《论“神思”》（发表于《羊城晚报》3月29日第二版）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文章。而移居台湾的沉樱任教于多所中学，同时从事翻译和写作，成就斐然。

作为梁宗岱的长女，梁思薇十多岁便随母离开上海，至1976年才又重新见到自己的父亲，此中曲折与隐衷，非亲历者实难体会。这本口述史，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作为梁沉的女儿，重建一个离散的家庭的精神联结的尝试。对父母关系的探究，始终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梁思薇相信父母两人“深刻了解对方，并且爱慕对方的才华”，她说妈妈“懂得爸爸的思想，也懂得他的性格，甚至懂得他后来的‘外遇’是如何造成的。”据梁思薇的记忆，沉樱从不在孩子面前评说父亲的是非，刻意避免谈论。沉樱称得上是“外柔内刚”，具有新思想新作派的民国女性的典范，在接受阎纯德教授的访谈时，她罕见地谈到两人分开的原因，说是“既简单，又复杂。他很有钱，是个有双重性格的人”，并说自己只有离开他“才能得到解放，否则，我是很难脱身的。我是一个不驯服的太太，决不顺着他！”沉樱好友赵清阁曾谈到梁沉婚后的日常对他们感情的破坏，当然，导致他们分开最重要的原因，肯定还是甘少苏的出现，与梁宗岱很不“现代”的处理方式。据说，梁宗岱在这种境况下还软硬兼施，希望沉樱带三个子女回百色定居。而沉樱最终于1948年选择赴台湾定居，“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当时还罕有研究的梁宗岱的诗歌理论，写作时间在新千年伊始的两三年，当时限于资料，在梁的个人生活上着墨甚少，只是引用现有资料有所介绍。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本能地觉得由甘少苏本人口述的《宗岱与我》中的有些描述，不尽可信。在后来根据博士论文修订出版的专著《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一书中，谈到梁沉时，有一句话是这样写的：“梁宗岱为甘少苏而与志同道合的发妻沉樱分居，终致远隔重洋。这对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甘少苏是一种拯救。但对沉樱和三个被父亲所抛弃的孩子来说，不能不说是人间的悲剧。”记得在专著出版后，大约是2007年前后，在北京见到了梁思薇与齐锡生夫妇。当时，她便谈到了关于其父母的一些事情，与一般流传的说法不同。我便当面建议她有机会写出来，可留下宝贵的资料。时隔近二十年后，我惊喜地看到了眼前这本由其本人口述，周素凤和张力执笔的书。

有些名人后代，出于个人感情因素，隐藏甚至是篡改相关材料，对客观公正的研究造成了不必要的干扰。难能可贵的是，梁思薇在叙述时，秉持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依据材料来推断事情原委及是非曲直。尽管像执笔者周素凤说的那样，梁思薇有着“为人子女的不舍”，但她并没有完全以情感来代替理性的观察和判断。也如周素凤所言，这本口述史确实是写出了女儿视觉的“梁宗岱与沉樱”，它提供了了解其父母，他人难以代替的第一手材料。作为口述史的执笔者，周素凤认为梁思薇在口述时具有“观察和叙述力”，这正是这本口述史的一大长处，当然，这当中肯定也有这本口述史两位执笔者的贡献。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常蕴感情，但又不失理性的分析，对口述者梁思薇来说，感觉这更像是事隔多年以后，以亲历者的身份，与其父亲，也与自己的和解。

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之子，本身又为新文化运动作出重要贡献的梁宗岱，1944年前后几乎是其命运的分水岭，那代人逃离旧文化，旧家庭（梁自己也通过当时轰动一时的诉讼与旧式婚姻的妻子解除关系），提倡新文化，追求新思想新生活，梁本人却在1940年代初，回归百色整顿家业，并因此结识甘少苏，且在客观上弃沉樱与三个子女不顾。与此同时，梁也几乎完全放弃了他的新文化事业，至于其自诩甚高的医药研究，缺乏现代医学的支撑，最终也没有获得科学上的认证。在这本书中，梁思薇本人记录了1976年重见时，梁对十几岁的孙女用英文念勃朗宁的诗的场景，当中写及他“潸然泪下”。想来，这是一个无奈的历经世事沧桑的老人，那种被特定的文字所唤醒的悲从中来的感觉！一个离散的家庭的精神联接，像是命定般，必定是建立在惨痛的人生经历与精神体验之上的。

（本文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梁宗岱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