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改革的“减法”逻辑 （一）

 

文/ 朱永新

摘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对于课程内容的改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当下，学习科学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显学”。但是，对于学习内容和课程结构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或缺。理论研究的滞后造成了每一场课程改革几乎都是在做“加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育改革的成效。本文对于课程内容的历史发展、时代变化对于课程内容提出的新要求，对课程改革 的“减法”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且结合新教育实验的探索，提出了课程“减法”的构想与建议。

全民阅读：面貌、经验和期盼——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新教育，我们一直在路上——新教育实验历届年会掠影（2023版）

关键词：课程改革、教学内容、减法、精要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报告对于学科建设和教材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要加快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教材建设和管理第一次写进党代会的报告，可见课程与教材建设不仅仅是与学科建设相关的重要问题，更是是事关教育发展的全局性问题。

课程与教材建设是教育的实践问题，也是教育理论需要关注的问题。它主要关系到教和学两大领域。教主要涉及教什么和怎么教，学主要涉及学什么和怎么学。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涉及教育内容，涉及课程的内容、教材的内容。教育内容是教育的基础性和关键性问题，课程的丰富性决定了生命的丰富性，课程的卓越性决定了生命的卓越性。教育内容的高度决定了生命的高度。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学习科学成为教育研究的“显学”，但是，对于学习内容和课程结构的关注和研究仍然是非常不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教育改革的成效。

一、为什么学生对于学习不感兴趣？

随着教育重心由教向学的转变，学生对内容的感知就越来越重要。如果学生对内容不感兴趣，不是因为老师教的不好，而是因为内容本身太难或者没有学的必要，那么，选择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新著，书名有点耸人听闻：《反对教育的理由：为什么教育体系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用精算证明，美国的教育投资大、产出低，没有提高学生的生产力，也没有丰富学生的人生，只是通过文凭通胀贬值，加大了社会教育成本。因此他提出了一条建议，就是把教育经费砍下来，削减学费补贴，他特别提出历史、社会研究、艺术、音乐、外语这些课程要减掉，让学生在有限的课堂上聚焦在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的学习上。 

虽然我不同意卡普兰关于要减少历史、社会研究、艺术、音乐、外语这些课程的意见，更不认为这些课程没有用，相反，文学修养、人文精神是对于任何人都不可或缺的。其实，卡普兰也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历史、音乐、艺术的价值与功能，而是说学校教学的内容要减少。

卡普兰在这本书中提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美国“中学生参与度调查”。调查数据表明：66%的高中生反映他们每天上课都很无聊；17%的高中生认为他们每天上每节课都很无聊；只有2%的学生声称他们在课堂上从来没有感到过无聊。为什么这么无聊？82%的学生说学习内容没有意思，41%的学生说这些内容与他们毫无关系。而一项针对英国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59%的学生对一半或更多的讲座感到无聊，只有2%的人认为他们对所听的讲座一点也不厌烦。[ Bryan Caplan. 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Why the Education System Is a Waste of Time and Mon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9，P135.]

卡普兰在书中给出了两条建议，首要的就是给内容做减法。用他的话说，就是“给课程减肥”，也就是把课程的内容大大缩减，首先要减掉的是历史、社会研究、艺术、音乐、外语这些课程。在他看来，只有减掉一些课程，剩下的课程才有质量，学生才能在真正的课堂上悬梁刺股，才能把精力聚焦到阅读、写作和数学方面的学习上。

卡普兰对于教育内容的关注以及他的减法思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的药方开错了，他的两条具体建议我都不赞同。因为像历史、社会、艺术、音乐、外语等课程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尤其是艺术，可谓无用之大用。他关于减少教育经费的建议，我更是不能够同意，总体而言，教育经费投入都是不应该减少的，关键是把钱用在教育的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提高教育投入的效率。尤其是在中国，增加教育投入仍然是一个是否重要而严峻的课题。

二、学习内容的历史演变

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学生千百年来学习内容的变化。

人类早期的教育都是在家庭中、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的。学什么内容，基本是父母说了算，父母让孩子学什么，孩子就学什么，孩子在生活中进行学习。

在我国西周时期，为了培养统治阶级需要的人才，开始了最初的专门化教育。为了培养统治阶层，他们需要学习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

科举制度产生之后，教育内容围绕科举展开。朝廷考什么，学生就学习什么，私塾就教什么。四书五经一直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学习内容。

所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所谓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一开始，只有五经，没有四书。孔子在整理五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四书的教科书地位，是宋朝理学家朱熹奠定的。在此之前，虽然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五经的经典地位，但在当时的社会上，各种思想都有，佛学、道学也有很多粉丝，最重要的是，当时做官并不通过考试，而是通过举孝廉，推荐孝顺廉洁的读书人做官。这种情况下，四书就不是读书人必修的唯一内容。朱熹一生花了40年，为四书做修订注解工作，直到辞世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元朝是蒙古人的天下，他们不仅推崇朱熹的《四书集注》，还直接将四书定为科举考试教科书，由此确立了朱熹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民国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朱子学提纲》中说：“自朱子以来八百年，四书成为中国社会之人人必读书，其地位已在五经之上。”

四书超越五经，原因有多个，其中关键因素就是它成为考试的教材。你要考秀才、中举人、中进士，你就得学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曾经说过的安徽桐城“六尺巷”的主人公——清朝父子宰相中的父亲张英，在给儿孙们的书信中，嘱咐晚辈尽量不要看诗，更不要在时文上花功夫，一定要集中精力读四书，为什么？因为年轻的时候一定要“以举业为重”，科举考什么，你们就学什么。

如果不是西学东渐洋务运动救亡图存，晚清学生可能还要继续学习四书五经。1888年，清政府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十年后，加设经济特科，荐举经时济变之才。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晚清皇帝立停科举，推广学堂，推进实用之学。皇帝批准次年起废除历时1 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所有乡试会试、各省岁科考试全部停止，颁发各种教科书，全国上下各处遍设蒙小学堂。接着，我们就看到丰子恺、李叔同他们在乡村教画画、教音乐，我们的学习内容开始跟西方工业社会相匹配。

为了工业时代机器化生产的需要，读写算的能力成了教育很重要的内容，改革开放后我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最近40年，我们的教育内容总体上跟着考试指挥棒起舞，考什么学什么，考得多学得多。我们的学制100年没有变，但是，学习内容100年来急剧增多，难度系数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