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那年 你不知道的姑苏版画

一“纸”风行欧罗巴

16 世纪大航海时代带来欧洲国家对东方大陆的探索。1655年，顺治十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位Johan Nieuhof (约翰诺亚霍夫)的使臣将从广州到北京途中所见绘制成了插图日记，并在返回荷兰后于康熙三年（1665年）出版。书中描绘的中国图像很快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插图版画，随后在17到18世纪引起欧洲观众对中国艺术品的极大关注，在欧洲流行近两个世纪之久，史称“Chinoiserie”—“中国风”也叫“中国趣味”时期。

18 世纪初，欧洲人对“中国趣味”的崇尚达到了顶峰。清朝康熙末至雍正年间，江南苏杭一带出现了“仿泰西笔”木刻版画，即模仿西洋绘画技法。

1685年康熙皇帝宣旨开放海禁，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大量欧洲商人、植物学家、医生、传教士从开放口岸进入内地。姑苏版画应是在这一时期以私人贸易方式从中国东南沿海直接销往欧洲。1757年为了控制私人贸易，乾隆皇帝宣布广州一口通商，广州十三行逐渐成为生产出口中国艺术品的中心。因此姑苏版画销往欧洲的时间大约可以断代在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中期，也正是姑苏版画风格造诣上的“黄金时期”。

姑苏版画中，有借西洋铜版画风格的大幅仕女图、戏出故事、胜景图等，运用透视、阴影、排线法表现人物衣纹、家具、场景和建筑物的远近明暗关系，也被学者称为“洋风姑苏版”。这类版画内容以表现吉庆祥瑞、富贵多子为主题，在国内用作日常和新年张贴的“画片”。而姑苏版画到了欧洲市场，引起了特别是皇室和贵族的欣赏。

但17、18世纪的欧洲面对泊来的中国民间美术，不可能理解画面内容，也不会了解木版年画在中国农历新年的张贴习俗，而只是跟随16世纪欧洲兴起的室内装潢风，将姑苏版画用作房间壁纸。

由于此时欧洲社会对 “中国风”的追崇，姑苏版画成为一种奢侈品，许多上层社会住宅中都设置“中国房间”，墙体都贴有中国壁纸。在销往欧洲的姑苏版画中，仕女类、戏曲类版画占多数比重，少量胜景题材。这些版画以传统方式印绘在宣纸上，通常附上一层油画布作为衬底，一方面用于墙体贴附，另一方面增加宣纸的厚度，是当时欧洲专门用于壁纸装裱的方式。目前一般认为版画在中国口岸成卷打包装箱，经商船运往欧洲后粘衬完成，并直接用作壁纸销售。

欧洲现存许多皇室城堡和庄园都保留了17到19世纪的中国壁纸。藏有姑苏版画的主要有：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萨克森州利息藤瓦尔德城堡、慕尼黑宁芬堡的巴顿堡、布伦瑞克安东·乌尔里希公爵博物馆、凯撒威廉高地城堡图书馆、德绍沃利茨堡；奥地利艾森施达特堡；英国剑桥郡弥尔顿宫等。目前，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博物馆是藏有清代初期姑苏版画数量最多的两大国立收藏机构。这些版画都是清代早期最有代表性的彩色木刻版画。这些“姑苏版壁纸” 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早期“仿泰西笔”姑苏版画的珍贵资料，也使我们更多地了解 18 世纪姑苏版画在日本以外的销售市场。

姑苏版画兴与衰

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前身为德累斯顿波兰选帝候奥古斯特二世的王宫，1697年他成为波兰国王，人称奥古斯特强力王（Augustus the Strong）。奥古斯特在世期间收藏了大量中国瓷器、民间绘画和版画，如今保存在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的茨温格宫和版画陈列室。版画藏品中有四幅“仿泰西笔”姑苏仕女图，其中两幅二战后遗失于前苏联。现存两幅分别为《仕女鹦鹉图》和《母子花篮图》。

《仕女鹦鹉图》绘仕女坐案几旁绘画，忽被一旁灵芝架上鹦鹉打扰，一手执笔轻托下巴，面带悦色。仕女着襦裙、云肩，牡丹发髻，戴凤钗。背景花瓶插玉兰、牡丹象征“玉堂富贵”。衣褶、案桌及博古均以西洋版画风格的阴影线条表现。

《母子花篮图》绘仕女一手提花篮，另一手牵童子。画面人物脸部轮廓凸出，尤其是童子衣衫、发型，母子面部、手臂现欧洲人特征，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圣母与耶稣的形象。但仕女眉眼、唇形勾勒与姑苏仕女肖像画法相似。仕女腰饰裙带及佩环，袖口、衣摆纹饰及花篮都带有明显的姑苏版风格。两幅作品体裁中堂，墨线版加彩绘，宣纸印制，油画布衬底。该作品于18世纪早期传入欧洲，作品的创作年代必在乾隆三年（1738）之前。

《母子花篮图》是目前收藏唯一绘有西洋人物形象的仿泰西笔姑苏仕女版画。根据在苏州地区流传天主教史料记录，康熙、雍正时期天主教活动异常活跃，而这幅《母子花篮图》或许是与天主教传播较为密切的作品，亦或是直接受到天主教书籍插图或苏州地区教堂壁画的影响。

事实上，姑苏版画创作群体中有不少天主教信徒曾获得“泰西笔法”传授。尤其从康熙中期至乾隆初年，天主教在江南广泛传播，发展教徒、建立教堂数量可观。

据考证，姑苏版早期创作者之一丁允泰就是“得西洋烘染之法”的天主教徒。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版画陈列室藏有一套（4 幅）丁允泰浓淡版作品《田园乐图》，同样采取了阴影透视和仿西洋铜版画法。画面透视结构严谨，细节刻绘一丝不苟。人物、亭台、远山构成近、中、远生动场景。其中一幅民居大门对联书唐代王维《田园乐》诗句：花落家童未扫， 莺啼山客犹眠。表现了人与自然亲近的乐趣和闲情逸致的生活。

清代早期的姑苏版画除了具有书籍插图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年文化的吉祥观念。姑苏版画中的年文化特征，最明显标志就是画中吉祥图案和谐音手法的运用。从德累斯顿藏两幅“童子图”可以看出。两幅画面各绘两名童子于花园嬉戏，一幅绘童子争抢盔帽，寓意“金榜夺魁”，另一幅绘一童子读书，另一人正朝地上的三枚石榴拉弓射箭，此寓意“连中三元”。另有《美人童子夺魁图》呈现书籍插图尺寸，六版套色，图中四名童子争抢母亲手中之“魁” ，寓意“金榜题名”。这类趋吉求富的画面都是木版年画常见题材，表明早期姑苏版画也具有年画属性。

德累斯顿藏一对康熙时期《天仙送子图》人物形象、尺寸与明末插图版画极为相似。天仙送子是木版年画中流传最广的求子题材，在清中期及之后的杨柳青、高密、朱仙镇、杨家埠等地木版年画中可见诸多版本，而这一对清代早期多版套色，插图形式的版画或为至今所见最早的《天仙送子》，也是六色套印运用到极致的作品，画面右下脚刻“季明台发客”，是清康熙时期姑苏版画的著名画店之一。

德累斯顿藏品还可见带有画店题款的作品，例如一幅《今古奇观图》 以连环画式构图，描绘二十四幅不同戏出画面，全图共50个人物造型。。画面左下方刻“姑苏北寺前吕云台发行”。姑苏“北寺”原名“报恩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坐落于苏州桃花坞大街巷尾。目前仅在日本和冯德保所藏版画中可见“姑苏吕云台长子君翰发行”字样，“君翰”便是“吕云台”长子，其风格较乃父更加潇洒飘逸，色调也更为高雅绚丽，是康熙时期姑苏版画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据此也说明吕氏家族至少有两代以上经营姑苏版画，且是业内颇有名气的集创意、刻印、销售于一体的画店。

带有西洋风格的姑苏版画大约仅存在康熙末至乾隆中后期（1700-1770），之后随即消失。康熙六十年（1720年）、雍正三年（1724年）、乾隆十二年（1747年）累次对天主教的排斥、限制乃至于驱禁，导致苏州一带的天主教传教士遭到驱逐，当地与天主教相关的人和书籍也被清理，其中包括与天主教传播有牵连的洋风姑苏版画的创作者及其作品。

18世纪后期苏州桃花坞一带出现了趋于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的仕女版画，也通过海上贸易流传到了日本和欧洲。波兰维拉诺夫宫（Wilanow Palace） 藏有18世纪70年代的桃花坞和杨柳青木版年画，同样用于宫内中国房间的壁纸装饰。38带有传统绘画表现的姑苏版画的产生也说明乾隆时期民间画工群体对中国传统绘画创作意识的回归。

欧洲市场姑苏版画的输入消减的另一个原因归结于清朝对私人海上贸易的限制和广州民间画工对出口市场的积极反映。乾隆二十一年（1757）宣召广州为对外贸易的一口通商口岸，1685年开放的松江、宁波、泉州等口岸停止对外贸易。大量外销商品就产生在18世纪中期一直到19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广州口岸。

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中期，由中国口岸销往欧洲的物品主导了欧洲社会的艺术品位，还产生了欧洲画师模仿中国元素创作的“中国风”绘画、瓷器、屏风、壁纸画、丝织物等。18世纪后期即使“洋风姑苏版画”在国内市场消失了，欧洲人对中国艺术的持续追求并未减弱。广州十三行随即出现了专供外销的物品，涉及外销壁纸画、油画、玻璃画、通草画、水粉画等。这段时期的画工创作目的明确，内容主要为满足出口市场。广州产壁纸画绘制方式以手绘为主，风景人物、花鸟类题材居多，在内容和绘画技巧上无疑是受到了姑苏版画的影响。

作者王小明博士为德国亚历山大·冯·洪堡基金博士后、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中国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版画陈列室研究员（2015-2018）。

本期“特别专题”所用姑苏版画及相关图片，全部来自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馆授权提供，版权亦归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