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的人文渊薮

 

文\顾国培

 

苏州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一直想好好写一下苏州，这座自己出生、求学、工作、生活的城市，这座自己曾经离开十年之久又回归的城市，这座适合生活具有非凡魅力让人魂牵梦萦的城市，这座似乎十分熟悉却又需要更多品读的城市，这座让人只需浅尝就会不能自已彻底爱上的城市。

可当真铺展纸页的时候，却一时不知从何下笔。也许是“近乡情更怯”的缘故，更可能是生怕有限的才情，写不出她的全部美好。有时候想想自己是如此幸运，能够成长在苏州这座天堂般的城市，这不仅是“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情愫，也不是“王婆卖瓜”式的自卖自夸，因为苏州的美好，就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

惊喜的是，文化大家余秋雨先生也与我一样：热爱苏州，推崇苏州，并运用如椽巨笔，把苏州写活了。秋雨文化散文中，我最喜欢的除了文化苦旅的开篇之作《道士塔》，就数《白发苏州》了。秋雨先生对苏州的偏爱肉眼可见：他以一篇《五城记》，将开封、南京、成都、兰州、广州五座城市一文囊括，而将苏州单独成篇，写她的古老、她的优雅，两千五百年风云变幻，化作苏州风轻云淡的巧笑倩兮；写她的见识、她的度量，王图霸业金戈铁马曾在这里上演，苏州却不吝把所有美好给予一个似乎来意不善的女子；写她的大义坚挺、她的风流落拓，看似柔弱的苏州，自有其超迈的见识、铮铮的铁骨和厚重的文化情怀。对！就是这样一种文化的力量，让苏州这座古老的城市永远青春焕发！也正是文化的苏州，让《白发苏州》成为又一篇文化散文名篇。

苏州给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一座温香软玉的城市。仿佛一到苏州，大丈夫就瞬间沦为小男人，霸气肃杀之气消减了大半，平素的河东狮吼顿时变得娇俏可人，让人有了想要亲近的意愿。余秋雨在文中开宗明义：“海内美景多的是，唯苏州，能给我一种真正的休憩。”是啊，吴侬软语、小家碧玉，精致园林、幽深街巷……苏州自有一种能够让人慢下来、静下来、停下来的气质，适合身与心的全面休养、全面放松、全面脱卸。“休憩”一词，用得非常熨帖，苏州，就是能够让忙碌的人来此歇歇脚，品品茶、听听曲，然后，整装再出发。

对于来苏休憩的人是宾至如归，对于在苏生活的人来说则是精致典雅。前几年我参加一个关于苏式生活复兴为主题的论坛，对于苏式生活的精髓，有着非常精辟到位的概括，那就是：“好园居、乐山水，着华衣、精料理，习书画、喜吟唱。”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苏州人对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都有着自己的讲究。这份讲究，用一个词概括，就是休闲。近年来，休闲一词成为流行，国内各城市对于休闲之都的名号竞争激烈，比如与苏州同享天堂之誉的杭州，以及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等地，都争相打出休闲牌。苏州则不争不抢，一如她的气质，含蓄儒雅，但她的出手却不凡：以城内大运河为轴的古城休闲，以新城金鸡湖为核的商务休闲，以城外太湖为环的乡村休闲，无论是七里山塘，还是平江九巷，无论是风雅李公堤，还是斜塘旧人家，无论是太湖春晓，还是洞庭唱晚，每一处落子都是业内顶流，每一次下笔都能引领潮流，每一个不经意的涂抹，都可能是无限风流在其中——古韵今风、无限雅致的休闲城市实至名归。

何以造就了苏州的这份气质？这也是苏州文化的力量。关于文化，秋雨先生曾给出一个最简短的定义：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并进一步论述中华文化在社会模式上的礼仪之道、在人格模式上的君子之道、在行为模式上的中庸之道。余以为得之，苏州文化，也即吴地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独有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成就的一种集体意向和人格范式。三万六千顷太湖浩渺，两千五百年文化传承，吴地文化绵延穿越千年，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养成，并一直延宕至今。所以说，苏州的人文渊薮，就是吴文化的滋养传承，在礼仪、人格、行为模式上不断地塑造熏陶，成就了苏州精致典雅、温润如玉、温文尔雅、以文化人、卓越不凡、无限风雅的城市品格。

文化并不是文质彬彬，商武精神也是一种文化，苏州文化的源头就是有尚武的元素，苏州文化有着刚柔并济的一面。早在商周时代，长江以南被称为蛮荒之地，“泰伯奔吴”，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当地人赤发文身、赤膊持叉捕鱼的场景，我想当时泰伯的内心兴许是崩溃的吧？这让他立下了扎根吴地、教化乡民的宏愿。泰伯抱持“让”的初衷而来，又秉持“教”的初心而留，吴文化的开端，竟然是如此的高标！他这一留，就是煌煌大吴国，二十五任吴王。特别是到了吴王阖闾，以伍子胥为相，相土尝水建苏州城，以孙武子为将，练兵备战谋兵法篇，西破强楚，北威南越，纵横江淮，争霸中原，成春秋一代霸主。吴文化之威武雄壮和刚毅坚强，只遥想已激越！

还是要说一说夫差。这个本来可以做“中兴之主”，最后却成了“亡国之君”的末代吴王，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当然也可以说是历史的误会。他一开始继承父王阖闾衣钵的时候，是非常励精图治的。他没有忘记中兴吴国的使命，更没有忘记父王临终时“一定要击败越国为我报仇”的嘱托。他秣马厉兵，《左传》说：“吴太子败楚舟师。楚国大惕，惧亡。”在攻打楚国这件传统的家族事业上，他没有丢父亲的脸！他北上中原，与晋、齐两国一争高下，在与齐国的交战中，《墨子·非攻》形容：“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大败齐人，九夷之国莫不宾服。”黄池之盟中，夫差更是成为比肩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的一方霸主，达到了他父亲曾经达到的高度！后来众所周知的勾践卧薪尝胆终复仇的故事，其实是夫差北上争霸无暇他顾导致后院起火造成的。夫差的雄才大略、作战才能以及王者之风是不容抹杀的。然而历史终究是胜利者书写的，有人说他刚愎自用，有人说他好大喜功，也有人说他奢靡浮华，我想他都终不会在意，就像他最后并没有迁怒于西施。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为了宠幸西施而亡国，那又怎样？王图霸业，不胜人生一场醉，贵为帝王，也不过是历史一瞬，拥有西施才是夫差一生的骄傲，末代吴王爱江山更爱美人成为历史的传奇，不信你看，响屐廊、玩月池、采香泾、剪金桥……这些关于他与西施的传说，直到今世还存在并被津津乐道着。再看关于西施的归宿，与夫差日久生情也好，与范蠡泛舟石湖也罢，就是没有她回归越国的结局，如有，也是回去被沉湖底香消玉殒，越国报复之心、仇恨之心、杀伐之心未免太重了些，既不能允许敌国的强大，亦不能容忍己人之完美，说到底，还是少了吴文化礼仪之道、君子之道、中庸之道的熏陶。

中原文明浸润之后，苏州文化之风绵延千年。最有说服力的是，那些来苏主政为官的人，大都是文风蔚然的人。“苏州刺史例能诗”，说的就是唐朝苏州的三位刺史，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苏州太守与苏州文化的相得益彰，成为一时佳话。遍览中国文化史，大概还找不出一地三任主官，既以文名闻达，又以爱民传世罢？我们在学习唐诗、了解唐人的过程中，知道了这三个诗人的名字，但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曾是先后主政苏州的三位主官，三位的文名盖过了他们“主政一方”之为，大有“喧宾夺主”之势！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这是我高中时就喜欢的诗句，但绝没想到诗人就是主政苏州的人。韦应物出身名门，15岁时就是唐玄宗近侍，安史之乱后任职地方，最后一个官职就是苏州刺史。他说苏州“始觉吴郡大，十里郁苍苍”“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税赋地，岂曰财赋疆”，他在苏州是想干一番事业的，奈何时势使然，加之“眼暗文废”，最终再也没有离开苏州！其实韦应物是一个矛盾体，这个矛盾也是苏州给的！他出身京城，天子脚下，世俗都以京城官员为贵，秋雨也说苏州“没有金陵王气，没有森然殿阙”“这里的曲巷通不过堂皇的官轿，这里的民风不崇拜肃杀的禁令”“白云帝城远，沧江枫叶鸣”“灵芝非庭草，辽鹤委池鹜”，这位奇崛恣肆的诗人，一生都在做着重回京城的梦！我在想，一定是苏州太美，让他矛盾丛生，走吧？舍弃不了这世间美好；不走吧？好像对不起自己命运的设定！就在这犹犹豫豫间，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终老苏州，对他也算得上是一个不太完美但称心的安排。

命运给予刺史韦应物的最后馈赠，应该是白居易。白居易是徐州县令之子，也算官宦之家。他见到韦应物时还是十几岁的少年，那时的韦应物已年过五十，可以说已经步入他56岁人生的暮年。他是少年白居易的偶像，这位诗名颇盛的卸任刺史在苏州喝酒、赋诗，游山玩水，给了年少的白居易最初关于苏州的熏陶。“阊门四望郁苍苍，视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弟子守封疆。”这是白居易对苏州富庶繁华的写照。及至30多年后接任苏州刺史，让对苏州的感情汪洋恣肆一泻难收。是他开通了七里山塘，成就了流传至今的虎丘庙会。他为此洋洋自得：“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骄马，花船载丽人。”他先后作为苏杭两地主官，给出了苏杭之间的比较。他的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其次忆吴宫”，主要是嫌苏州“太繁雄”，杭州则“闲忙恰得中”，白居易还是矫情了，在他快60岁总结人生的时候：“我年五十七，荣名得几许。甲乙三道科，苏杭两州主。”他才真正敞开心扉并直抒胸臆了：“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长洲苑绿柳万树，齐云楼春酒一杯，阊门晓岩旗鼓出，皋桥夕闹船舫回。”苏州的美食美景，乃至美丽风物，终是让这位刺史魂牵梦萦了。

如果说白居易与韦应物是忘年之交，那么刘禹锡和白居易则是兄弟之情。这两位前后任的苏州刺史，不仅年岁相仿，而且酬诗频繁，可以说是一段佳话。他早就夸过白居易：“苏州刺史例能诗，西掖今来替左司。二八城门开道路，五千兵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骑过虹桥剑戟随。若共吴王斗百草，不如应是欠西施。”没想到自己也来做苏州刺史，“苏州刺史例能诗”把自己也囊括进去了。但与前面两任刺史到苏州任职属于“重用”不同，曾任京城监察御史的刘禹锡60岁时出任苏州刺史，是属于被贬。白居易以一诗相赠：“诗称国手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表达了对刘禹锡怀才不遇的惋惜。刘禹锡不愧是刘禹锡！他《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他说“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自嘲“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最后不忘给足白乐天面子“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既有了诗酒的浪漫，更有着人生的旷达，更蕴含了哲学的意蕴，境界高下立判了。他在苏州三年，赈灾有为，造福百姓，及至离开苏州，留下的也是动人之言：“三载为吴郡，临岐祖帐开。虽非谢桀黠，且为一裴回。”“流水阊门外，秋风吹柳条。从来送客处，今日自魂销。”对苏州的依依难舍之情扑面而来。

苏州是一座实力雄州，是美食美景的天堂，更是一座文化的富矿。唐朝是诗歌烂漫的盛世，苏州不仅让地方官们慨当以慷，歌以咏志，李白这位如游侠一般的唐朝最伟大的诗人，也为苏州留下灿烂的诗行。诗仙并不吝于把他潇洒的才情给予同样文气勃发的苏州：“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伟大的唐朝离春秋战国并不算久远，所以他的诗中带着历史的热气，冒着人文的露珠，蓬勃着青春的朝气。

宋明两代是中华士子文化的高峰。如果说唐朝是让来苏为官的士人如鱼得水，官员诗人们争先以诗歌为媒，吟咏苏州，那么，盛唐之后，苏州更是充分释放人文城市的文化养分，造就了苏州文人与官员的相得益彰和灿若星辰。

如果说三位苏州刺史与苏州文化是一种相濡以沫的互动，那么苏州文化与中国文人的古今一人苏轼相遇，才是一种电光火石的相逢。苏轼虽不曾在苏州为官，但苏州的文化深深吸引了这位文化巨子，他对苏州的感情并不亚于唐朝的那些地方官们。可以说，没有与东坡的互动，苏州文化缺了最高处的注脚；没有与苏州的相逢，东坡的傲人文风就少了点吴文化的风雅。所幸，历史也好，文化也罢，没有允许这样的遗憾发生。从另一个角度说，苏州文化与东坡才情的相遇，几乎是一种必然。一个区域的文化高度，与一个文人的文化标尺，两者都是各自领域的最优质基因，人登绝顶我为峰，两者的相逢不仅仅是基因的互相吸引，两种高度更是一种互望，也必然是一往无前的奔赴，是历史与文化的必然。东坡与苏州的缘分，不多也不少，只是刚刚好。他留下了一句看似不甚有文化的话，却成为从此以后苏州推介自己最不可替代和最响亮的广告。他说：“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这句话一点也不押韵，甚至没啥文化气息，可就是这句话，声震寰宇而冠绝古今，成为推介苏州最好的广告词。

其实东坡的原话是：“苏州有两邱，不到虎邱，即到闾邱。”闾邱孝终是苏轼被贬黄州时的黄州太守，他们一起诗酒唱和，感情深厚。闾邱孝终觉得做官不如做文人舒服，辞官回到故园苏州，做起了隐逸的雅士。东坡在被贬黄州团练副使的时候，深得闾邱照拂，黄州是苏轼创作的高峰，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等扛鼎之作均出自黄州。所以东坡到苏州，不游虎丘，就见闾邱，是有他的文化目的和文化情怀的，有他的《浣溪沙》为证：“一别姑苏已四年，秋风南浦送归船，画帘重见水中仙。霜鬓不须催我老，杏花依旧驻君颜，夜阑相对梦魂间。”苏轼与苏州人闾邱的感情，于此可见一斑。

东坡与苏州的缘分，当然不止与闾邱的缘分。文化苏州，必然让文人东坡，留下更多的文化印迹，供后学追随。“东坡言语妙天下，佳处偈名都在诗。”苏州最有名的虎丘胜迹，就有着东坡流连的痕迹。虎丘第三泉有一崖岩如刀削斧劈，得名于苏轼《虎丘诗》“铁花秀岩壁”句，最高处的景点“千顷云”也得名于该诗“云水丽千顷”句。除了虎丘，还有定慧寺。东坡游苏州、谒闾邱，必住定慧寺。他书写了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被明代巡抚周忱摹勒刻石后嵌于寺墙，留存至今。文化的苏州，有东坡的足迹，更有东坡的作品和东坡的友人。苏州这座温暖的城市，慰藉了东坡这个官场旅人。乌台诗案是东坡一生的劫难，38岁的东坡离开淡妆浓抹的西湖，北上密州赴任，行至苏州阊门外，他感叹：“旧交新贵音书绝”，所幸“唯有佳人，尤作殷勤别”，这是江南烟雨的苏州给宦游漂泊的人最柔情的告别，此一去，天涯漫漫，唯请珍重而已。苏州与苏轼的缘分，镌刻在了历史的烟尘里和东坡的诗行间。

平心而论，苏州历史上的政治家都夹杂了很多作为官员该摒弃的质素，与官员这个角色相比，他们更像文人，浪漫主义的色彩太过鲜明，不过他们在冷肃的官场辟出了人性的芳草地，那里，苏州的文化之光熠熠闪耀。

比如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少时丧父，母亲改嫁，因此不见容于苏州的宗族，但他没有因此怀恨苏州，他到苏州治理水患，他把最好风水的土地建立府学，让苏州文教昌明代代英才辈出，他和他的后代把皇帝赐予的范氏坟茔打造成赏枫胜地，成为世世代代苏州百姓的休闲赏玩之地，他最后发出“先忧后乐”的浩叹，成为千百年来为官者的座右铭，这不能不说是苏州文化的浸润之功。当然，多情的苏州没有忘记范仲淹，至今苏州到处都是这位北宋名臣的印记，范氏宗祠、范仲淹小学、范仲淹路……就连苏州火车站，都委托他老人家站在那里，以文化官员的形象，代表苏州人民的温良恭俭和热情好客，欢迎目送着南来北往的客人。

再比如申时行这位明朝首辅，同为首辅，他的特点与他的老师兼前任张居正就完全不同，张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大开大合地推进，性格手段恰如他家乡湖北的大江奔涌、汪洋恣肆，而申则不然，他温文尔雅，低调内敛，于不动声色间继承改革，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影响周边，恰如他家乡苏州春雨润物无声、绵长悠远。这是他对老师改革事业最好的继承，也是苏州对奔涌而来长江的最好接纳，正是这样的接纳和继承，共同为明朝续命很多年。他在历史上名气不如张居正，但是他以苏州人独有的智慧和处世方式，成为改革事业的最好继承人，他的历史作用不在张居正之下。

当然，苏州文化的典型代表必须是唐寅。在这位四大才子之首身上，集中体现了苏州的文化特性和文人特质。他是个才高八斗的江南才子，苏州的文化浸润了他，让他拥有了连中三元的潜质，故事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中了解元之后，赴京城参加会试他可以说是鲜衣怒马、志得意满。可苏州文人的浪漫主义和诗酒豪情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不过这次是反作用。他在一次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宴会中，酒后豪气勃发，放言状元非他莫属。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被人告发牵连考场作弊案。命运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从四方共贺、娶得美妻到锒铛下狱、妻子离散，人生际遇给了这位天纵才子一次永生难忘的教训。一念天堂、一念地狱，最后他归隐桃花坞，以卖画为生，潦倒此生。但苏州没有让这位才子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而推举他为苏州文化的代表。他的画在拍卖会上屡创新高，他的桃花坞成为苏州的文化地标，他的故事成为苏州文人争先膜拜的对象……苏州的唐伯虎，大概算得上是苏州文化的高峰高原了吧？

及至清朝民国，苏州文化滋润的文化泰斗亦是层出不穷。作为状元宰辅和两朝帝师的翁同龢，延续了苏州人以文辅政的传统，是苏州文化在封建朝堂的最后荣光；那位马背上的大儒顾炎武，则以“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续写了范相“先忧后乐”的华章；俞樾的曲园，成为苏州文化的滥觞；国学大师章太炎的晚岁生涯，亦在苏州园林街巷中悠悠度过；柳亚子则在苏州结缘南社，成为革命的先声……苏州，没有在任何一次历史变革中缺席，而且都以苏州文化特有的方式，发挥着她不可替代的作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而“苏州人只笑一笑”，依然过着原先的日子，“园林依然这样纤巧，桃花依然这样灿烂”。

写作这一篇小文的日子，驾车行驶在苏州的街巷，苏州音乐台里传出：“雨落下，桥那边人家。叮叮铛踩屋檐，热闹的人间。”歌曲的旋律和意境，就特别的苏州。歌曲之后，DJ用柔情又知性的声音念白：“月桥花院，琐窗朱户；一川烟草，满城风絮。”化用了宋代贺铸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苏州电台的文化品位与文化感知，不言自明了。时至今日，苏州的人文渊薮并没有远离，所以与这座城市朝夕相处，时时都会有不经意的文化遇见，以及更加深切的文化感动和文化感怀，而苏州文化的日新繁盛，亦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