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书院的山河回响

文/顾国培

最能反映中华文化的载体，应该是文章；而最能承载文化具象的载体，无疑是书院。

书院，仅仅这两个字，就让人感觉书卷气、文化味，有一种文化的即时感、一种历史的纵深感。书院，也确实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承担了独特的作用，在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华大地建设起一座座学堂和楼阁，教化出一代代子民和书生，传承了一种种知识和精神，成为千年中华文脉的具象承载，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现实图腾，也成为散落于中华大地山林之中的伟岸气象，这股文脉、精神和气象，历千百年而依然年轻，望千百代而生生不息。

千年中华文脉不绝如缕，其根在教化，而教化之盛，莫过于书院。中华五千年文化，办学机构多且繁复。“设庠序以化于邑，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所说的“庠序”，就是中国最早的学校。历朝基本以孔子的儒学为教学正宗，不管是文庙、学宫，还是县学、义塾，都是尊孔子、教儒学、行典礼的教学场所，可以说是遍布中华的基层教育。在中国，书院这种特殊的存在，它既不同于宫廷设立的国子监，也有别于乡野流传的私塾，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也是教育管理机构。而书院，大概可以理解为民办的高等学府吧。

“屋舍如庠序，读书兼教文”，书院是中国传统私学发展的产物，肇始于唐代，兴盛于宋朝，普及于元明清，在清末因学制改革而退出历史舞台。书院，既是文化传承之地，又是士子修身之所。不同于官学的严苛规制，书院一般依山择地，循水而立，这当然不是偶然为之，而有着深刻的文化讲究和精神意蕴的选择。“非山不灵，非水不秀”，这是古人择地建院的朴素理念。作为精神与学问之所，其选址首先考虑环境的静谧与清幽，以“远尘嚣而养静气”。所以，古往今来的知名书院，大都与天地相谐，与自然相应，在山水之间自成天地，在讲学之间启迪风骨，正所谓“山高水长，书声永续”。

书院萌生于泱泱大唐，无论是贞观年间的太学书院，还是开元年间东都洛阳置办的丽正书院，都是官方设立的修书之所、藏书之地，是皇帝的讲经之院，士人的编书之衙。书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讲学论道之所，要从白居易创立“草堂书院”开始。大唐真是个诗歌与诗人荟萃的朝代，白居易，这个诗名直追李白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一生仕途起伏，先后任忠州、杭州、苏州刺史，可以说是人生赢家了。可在此之前，他在朝廷刚秉烛直言而被贬为江州司马。一个深秋的夜晚，他在浔阳江头送别客人，听到船上有人弹琵琶，铮铮铿铿有京都流行之韵，进一步探问原来是来自长安的歌女，曾向京城大师学艺，也曾有过一段辉煌时光，如今红颜老去，嫁与商人为妻，商人重利轻别离，一月之前出去贩茶，她在无聊寂寞中重拾旧琴，拨弄琴弦，弹起旧曲。听了琵琶女的一番话，白居易也不觉悲从中来，联想到自己被贬出京，身处僻远之地，愁绪满怀，感慨不已，创作出著名的《琵琶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琵琶行》与《长恨歌》一样，成为白居易最著名的两首代表诗作，唐宣宗诗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琵琶行》和《长恨歌》一样，都很长，但都通俗易懂，情感真挚，诗的最后两句就是：“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初尝仕途失意的白居易在琵琶女的歌声中找到了共鸣、觅到了知音，只是这样的触景生情，当然还不足以让深具才情的白乐天抒情达意，于是，他在贬官的第二年，他就在庐山北麓的香炉峰下、遗爱寺旁修建了一座草堂，辅之以《庐山草堂记》一篇，记录了他创设的缘由、建构的用意和闲适的心境。在环境选择上，“仰观山，俯听泉，旁睨竹树云石”，依山傍水，尽得幽静闲雅之趣；在建筑风格上也是简朴自然，就地取材，仅三间屋舍，木构未漆，墙仅抹泥，设木榻、纸屏风和素琴，白居易概括为“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一称心力”，真正的修身养性之地。这里不仅是白居易生发幽情、作品创作的基地，他在此创作了《琵琶行》《与元九说》等名篇，也是他交游知己、交流讲学的场所，吸引了当地文人、僧侣等志同道合者前来拜访论道。这样的天人合一让白居易颇为满意，还想着在司马任期届满后，携妻子抱琴书终老于此。“凡人丰一屋，华一箦，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矜之态；今我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草堂书院，开创了文人自主讲学的先河，自此以后，书院逐渐演变为集教育、研究、藏书于一体的文化中心，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唐朝是书院的发端，白居易是民间文人书院的肇始者，那么宋朝则是书院的兴盛发展期，而评说书院兴盛，无论如何是绕不开一代大儒朱熹的。朱熹，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更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又称道学，是以研究儒家经典的义理为宗旨的学说，即所谓义理之学，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就是朱熹。所谓“程朱理学”，当然不是指学术高低的排名，而是长幼秩序与师承关系，朱熹的父亲朱松是程颐的再传弟子，朱熹自小受到儒学的熏陶，在后来的思想和实践中进行了总结提升，编纂了《四书章句集注》，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更是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元代将《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标准答案，明朝士人更是“非朱子之传义弗敢道”，在武夷山的朱熹纪念馆，刻有康熙的御笔评价：“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撰并书：“致广大而尽精微，网罗历代；尊德性而道学问，体用兼赅。”

理学的创始人，就是那个写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周敦颐。文学上是《爱莲说》更知名，思想上则是《太极图书》更加影响深远。这是周为《太极图》所写的一篇说明，全文仅249字，认为“无极”是宇宙的本原，人和万物都是由于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相互作用构成的，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的理论。“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在人群中，又特别突出圣人的价值和作用，认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作为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首次提出“太极”作为宇宙本体概念，认为“无极而太极”是万物本源，并用道教宇宙论重新阐释儒家经典，强调“主静无欲”和“忠正仁义”。该文对后世影响很大，版本很多，朱熹《近思录》、黄宗羲等所编《宋元学案》等尽皆收入。大理寺臣程珦见周“气貌非常人”，与之交谈更知其“为学知道”，便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拜其为师，这兄弟两人继承了周敦颐思想，创立“洛学”，首次将“理”提升为哲学核心概念，主张“天理是宇宙本源”，提出“性即理也”，强调通过“格物致知”认识天理，并融合佛教心性论和道家本体论，构建“理—气—性”体系，使理学脱离了单纯伦理学说。

 

理学从周敦颐的宇宙论萌芽，经二程的伦理哲学奠基，到朱熹的体系化成熟，历时近两个世纪，最终塑造了宋元明清的思想正统。而朱熹理学思想的研究深入和发扬光大，就与书院的作用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前两座都与朱熹相关。白鹿洞书院号为天下第一书院，竟然也在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麓，这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公元825年李渤为江州刺史时在隐居旧址建台，名“白鹿洞”，940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白鹿书院置田聚徒讲学，称“庐山国学”，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追慕先贤的他在樵夫的指点下找到白鹿洞书院废址，自兼洞主，延请名师，充实图书，报孝宗皇帝批准重兴白鹿书院，还请皇帝敕额，赐御书，并殚精竭虑，不遗余力，亲自订立学规，即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教规》。这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对教育目的、训练纲目、学习程序及修己治人道理，都作了明确阐述和详细规定，不仅成为后续中国封建社会700年书院办学的模式，更为世界教育界瞩目。

第二个与朱熹有关的知名书院，就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湘江西岸的岳麓山脚下，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江南四大书院之首。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岳麓山长周式，御笔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公元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也使岳麓书院声名远播。朱熹是闽学代表人物，张栻是湖湘学派代表人物，二人虽同为理学，但两家学派继承和发扬了“二程”学说中的不同观点。乾道三年八月一日，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前往长沙，九月八日抵达长沙，在长沙停留两个多月，双方展开了激烈而友好的交流讨论。他们围绕《中庸》，反复讨论“已发未发”的“中和”说、心性论、功夫论、太极说等，还讨论了“仁说”等问题，据侍行的弟子范伯崇所说，二人“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这就是著名“朱张会讲”，是理学发展的经典桥段，也成为学人论道的典型样本。

在长沙期间，朱熹还在张栻主持的岳麓、城南两书院讲学，并与张栻相约共游衡山。他们在游山过程中即兴探讨，互相唱酬作诗，诗作达149首，汇成一部《南岳唱酬集》，也成为一段佳话。“朱张会讲”开启了不同学派在书院自由讲学的风气，为后世的书院会讲树立了典范，“于时远近向慕，弦诵之盛，出于邹鲁”，吸引了四方学子，教育盛况甚至超过了孔孟之乡，也使岳麓书院声名鹊起，岳麓书院被看作“湖南道学之宗”。这也成为后来晚清大儒王闿运舌战江南群儒的重要底气，话说湘潭人王闿运早年访学江浙，因其身材短小，其貌不扬，被当地士子小瞧，曾主讲湖南、江西、四川多家书院。在经史、文学、教育方面颇有成就的王怎堪此辱？他口占一联，此联曰：“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作为理学鼻祖的濂溪先生周敦颐是湖南人，“朱张会讲”在湖南，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发端南方成为取士标准，长江波涛滚滚横无际涯，那不过是我们湘江的余波罢了。此联之雄辩滔滔，气势磅礴，顿时让江南诸子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朱熹之后的两百年后，一位在边陲龙场洞顿悟的官员——王阳明，为书院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与朱熹“格物致理”不同，王阳明强调“致良知”，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他认为道不在外物，而在内心，教育的目的是唤醒弟子内心的良知与本性。在阳明书院，他向弟子讲述“龙场悟道”的经历，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应在行中求知，于实践中完成心性觉醒。在讲学过程中，王阳明常以“反观自心”引导弟子，关注人格自觉与道德实践，打破了书院教育仅重理学、轻实践的局限。王阳明的心学，使书院教育从重理性走向重人格、从外求走向内求。若说朱熹赋予书院以制度与规矩，使书院有“讲规”，知有边界，学有纲纪。那么王阳明则赋予书院以自由与觉醒，使书院有“问心”，知有体悟，学有真行。

朱熹与王阳明，一理一心，代表着中国书院精神的两大底色。朱熹之理是重“道统”，重“规范”，以格物致理、存天理为教育主旨。王阳明之心是重“觉悟”，重“实践”，以致良知、知行合一为教育灵魂。中国书院教育史上，两座巍峨的精神高峰，分属于朱熹与王阳明。他们，一个立理学宗门，一个开心学新局，虽未曾谋面，却在千年书院讲坛上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在无数书院讲坛上，他们的思想被后世师者反复讲述，学子们在“理”“心”的对话中，完成了精神上的成长。可以说，书院既因朱熹而有形，又因王阳明而有魂，因为朱熹而规整有序，因为王阳明而超然拔意，书院之所以能超越功名利禄，成为精神家园，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书院也是拔节生长各有特点。比如应天书院，这座位于河南商丘南湖畔的书院曾为北宋最高学府，随着晏殊、范仲淹等人的加入，逐渐成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可以说是书院中的最尊荣者。又如嵩阳书院，这座位于河南登封峻极峰下的太室书院也是名人辈出，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朱熹等都曾在此讲学。再如无锡东林书院，那副悬于院门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闻名遐迩，道出了天下士子的家国情怀。再比如江西铅山的鹅湖书院，朱熹与陆九渊等人在此进行了“鹅湖之辩”，成为中国儒学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盛事。还如吉安白鹭洲书院，由朱熹门人林夔孙的弟子江万里创建，书院生员文天祥高中状元，王阳明门人先后在此讲学，使阳明学说在吉安发扬光大，吉安成为江右王学的中心。还有曲阜尼山书院，因为是孔子的诞生地，也是别具一番意义。可以说，这些书院，或以理学弘道，或以自由立坛，或以藏书传文，或以道统续灯，它们共同形成了中华文明书院精神的四重底色：求道、自由、修身、传承。

从白鹿洞的朱子讲坛，到岳麓山下的朱张会讲，从嵩阳古柏的静谧，到应天藏书的浩瀚，从朱熹理学的庄严，到王阳明心学的觉醒，千年书院，如同中华文化的精神灯塔，历久弥新。书院见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士人的责任、教育的理想。它们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活水源泉，是文化自信的丰碑。今天，当我们回望千年书院，不仅是在读历史，更是在对话未来。书院的精神提醒我们：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求真、求善、求美。这是中华文化的永恒追求，也是书院精神的生生不息。

千年书院，见证精神，照亮前路，山河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