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肩头的扁担

太阳是古老的，爬过千万个黎明；太阳又是崭新的，每天都把金辉泼洒在院子的角角落落。

春风早吹醒了墙角的小草，吹软了枝头的嫩芽，大病初愈的父亲，背着双手，靸着漏出脚趾头的破布鞋，拖着他踢踢踏踏的步伐，从院子的这一头踱到那一头，他盯着墙头上挤满的生机勃勃的杂草，唉声叹气很是踟蹰了一阵子，便下定决心，想要开一个豆腐店来贴补一下家用。

父亲从厨屋的墙角里找出一把锈迹斑斑的斧头，又从屋檐下搬来酱紫的磨石，再打来一盆清水，他蹲在地上弓着背，呲着牙将斧头摁在磨石上用力地磨，直到斧头刃亮得能照见人影才直起腰来舒出了一口长长的气，那口气息里，像含着半世的重负。

随后的日子里，父亲提着雪亮的斧头，陆续着将房前屋后一些杂七杂八的树木砍倒，削去枝丫和树皮，将一堆白骨似的木头，七拱八翘架空了晾在屋檐下。

过了些日子，父亲揣了包廉价的纸烟跑去“高桂”村，请来了独眼的石匠和白面的木工。两个匠人在我家“叮叮当当”敲打了半月有余——磨盘、豆腐箱、压榨板这些家伙什才算弄齐整。

又因手头紧巴，筹措不出余钱，一直拖到夏日之初，父亲才将豆腐店开了起来。

从那以后，我辛劳的母亲更加忙碌了。她每天除了要干田里地里的农活以外，还要上山砍柴，和起早摸晚地担水淘豆子。

我的任务有时是烧火，有时是喂磨，有时则是帮父亲搭把手推磨，由于个子矮小，推磨的时候，磨柄常常会撞疼我的下巴颏。

我是家里的老大，又刚好不上学了，两个弟弟年纪尚小，卖豆腐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我的肩头。

每当晨曦微露，星辰尚未褪去，天空还是朦胧一片时，母亲便会大声将我唤醒，催促着睡意沉沉的我快点起床。我总是极不情愿地揉着惺忪的睡眼，在一片鸡鸣狗吠声中，拖拖沓沓地走出房门。

母亲一边朝桶里码着豆腐，一边不厌其烦地叮嘱着我：“你路上跑快点，每到一个村子你要大声地喊，卖豆腐啦！否则等人家都下田了家里就没人了，遇见了水塘，你要记得给豆腐勤换水。”一直到我挑着豆腐担子，踉踉跄跄地出了村口，母亲的叮嘱声，仍在风中回旋。

一头是装了水泡着豆腐的铁皮桶，一头是装了豆干和豆渣团的竹篮子，我一只手扶着肩上的扁担，一只手紧紧握着一杆老旧得拴着秤砣的钩子秤，挑着和我一般高，超过我体重的豆腐担子，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地挨过去。

开始的时候，我极其害羞，不好意思大声吆喝，觉得那样会很丢脸。每次试着将“卖豆腐”三个字从胸腔酝酿到口腔，将小脸憋得滚烫，可我还是喊不出来一声，我就这样低着头，挑着担子，顺着村子跑。

有坐在门槛上或是蹲在屋檐下正吃早饭的大人们看见了，便会好奇地喊我停下来，问我肩上挑的是什么。当他们看见我桶里面的豆腐时，都会很惊讶，问我卖豆腐怎么不吆喝，这样低着头跑卖给谁？每当此时，我总是用小手揉捏着我疼痛的肩膀，低着头羞红着脸，难为情地说不出话来。

后来时间久了，每到一个村子，总会有几个热心肠的婶婶帮我吆喝几声：卖豆腐哟——新鲜的豆腐！她们的声音亮堂堂的，能穿透整个村子。我肩上的担子便一点点轻下去，跑过三五个村子以后，豆腐也就卖得差不多了。

等豆腐和豆干卖光了之后，我会歇下担子，坐在开满马兰花的田埂上，将自己瘦小的身躯，浸泡在这满世界的花香里；一只只斑斓的蝴蝶与蜻蜓，翩翩穿梭在错落的花影里，耳畔，有风拂过……我吸着鼻子，享受着这旷野里有声的“寂静”，开始心满意足地整理那些零碎的钱币。

将钱塞进口袋后，再揉一揉我火辣辣的肩膀和肿胀的双脚——抬起头来，仰望着明澈的天空，眯眼细数着蓝天上那一朵朵悠闲的白云，任思绪天马行空，自由翱翔一阵子……随后拖着我疲惫的步伐，担着空担，摇摇晃晃地回家去。

一段时间以后，母亲见我在账面上从未出过差错，便给我的豆腐担子增加了重量，每天多出几斤豆腐和几筒子豆干来。可我那会子又瘦又矮，我的力气并不大，心里自然是极不情愿。

天气愈来愈热，肩膀愈来愈痛，几乎每次挑起担子出门前，我眼里都会含着委屈的泪水。可脾气暴躁的母亲，从来也不会温和地对我说一句话，她总是强调说：我若是不听话，就会挨打。

豆腐增加了，就要多跑几个村子才能将它们卖完。我跑得最多地方，是棋盘方向。因为，棋盘的最南方有我小姨的家。跑过几个村子以后，豆腐或是豆干会剩下一些，抬头眯眼，看看已近晌午的日头，我会直接挑去小姨家门口。小姨会先让我吃饭，因为我还是早晨出门前吃的一口泡饭，这大半天下来实在饿极了。小姨给我端来一碗猪油拌饭，每次我都是吃得狼吞虎咽。趁我吃饭的间隙，小姨已经从陈家喊到熊家，再从龚家喊到张家，就这样将我剩余的豆腐和豆干全部销完。

从几个村子转到小姨家，再从小姨家到我家，这样一个弯弯曲曲的来回，至少有四十几里的路程。后来，父亲见我实在是辛苦，他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他去陶李村供销社给人说好话，让我把豆腐担子歇在供销社的大门口。这样走直径，不用再一个村一个村地绕弯子跑，路程少了一半。

到了陶李村的村口，那儿有一个长方形的大水塘，水塘边有一排整整齐齐的青石板，将水桶里已经泛起泡沫的水小心翼翼地倒掉干净，再把桶里灌满池塘里的清水，这样豆腐就不容易变馊。也有豆腐卖不完的时候。那样回家准会被母亲啰啰嗦嗦地数落一顿。

我总是盼望着星期天的到来，这样大弟就可以陪我一起卖豆腐。我喜欢大弟跟在我后面跑，这样卖豆腐就不用我吆喝了，他会帮我喊。肩膀疼得受不了时，大弟还会帮我挑一会儿担子。可他个子比我还要矮许多，每次我都要帮他托起扁担，他才能将弓着的身子直起来。沉重的担子，压得大弟伸长着脖子，几乎是横着膀子往前冲，由于上坡路多，大弟总是走不远就要歇下来，但我依然很感激他，我会在篮子里拿出一块破损的豆腐干奖励他。可大弟并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可以陪着我，因为，母亲会吩咐很多的事情让他去做。

自从豆腐担子摆在供销社门口以后，我就不用一个个村子地跑了，来供销社买东西的人会顺带买斤豆腐，或是几块豆干或一个豆渣团。供销社里有许多好吃的零食，比如说有酥糖、蜜枣、饼干和糖果等等。供销社里的几个售货员阿姨常常会抓把糖果逗我：“小丫头，买块糖吃？”我摇摇头，指尖攥着布兜里的钱——我知道，那一分一分的，是母亲的汗，是父亲的药。

那年夏天格外的热，火辣辣的日头烤的人发焦，这些我都不怕，渴了我也不怕，因为满池塘都是清粼粼的水，我会趁着给豆腐换水的时候喝个饱。最难熬的是中午看见别人都在吃饭，我只能是咽着口水应付咕咕叫的肚子。

在供销社后墙外住着一个好心肠的婶婶。她好几次给我端来满满一大蓝边碗的饭菜。每次，我都会接过来风卷残云式地吃。见我吃得头也不抬，婶婶口里一直会喃喃地说着：“真是造孽哟，这么小的娃子……”其实，那年我已虚岁十三，只因长得瘦小，看上去比同龄人要小好几岁。

很多年过去了，我从未忘记过这个婶婶对我的恩情。我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但我依然记得她的容貌。她肤白，圆脸，中等身材，穿着干净。

多年以后，我曾几次央母亲去寻找这个好心肠的婶婶，我想要去报答她，可是一直无果。由于我的说不清道不明，母亲不知道到底要去找谁，她有问过住在供销社附近的人，因为没名没姓，他们说母亲要找的人，有可能是住在供销社西头的一家人，可那里的几家房子早就搬迁了，已是人去屋空。现在的年轻人不记得有这样的一个人。母亲还打听到，这个婶婶好像不是本地人，有可能是全家下放到安徽的苏北人，不知是不是全家搬回了老家，我不得而知。这件事，成了我心底里一块温软的疤。

冬天时，村子里来了几个卖衣服的外地人，他们挎着帆布包，说着普通话，卖的是五颜六色的“尼龙衫”，我见了好生喜欢。母亲为了奖励我，花八块钱给我买了一件鹅黄色的衣领上还绣了一朵红玫瑰的尼龙衫。穿在身上母亲一直夸我好看。可我心里并不满意，因为母亲选的尺码太大了，衣服好长，肩膀垮下来，袖子卷了好几卷，我穿着一点也不合身。母亲看出了我的不悦，可她并不理会，嘴里一直自言自语地说着，“大点好，正是长个子的时候，不买大点明年就不能穿了。”

豆腐店开了一年多后，母亲算算成本，并没有赚到什么钱，一家人还起早贪黑累得要死，再加上父亲身体的缘故，父母考虑再三，便沮丧地将其关闭了。关店那天，我站在磨盘旁，忽然发现自己比去年高了一大截，原先够不着的磨柄，现在一伸手就碰到了。

父亲的病，反反复复，苦难的日子，似南漪湖长长的流水，总也看不到尽头。某个早晨或是某个傍晚，母亲会怔怔地望着我，悠悠地说：“长得像根麻秆，有什么用哦！”我明白，母亲是嫌我力气小。因为这些年父亲身体不好，家里的重担都是母亲一人扛起，她是希望我能长些力气多帮她。可我看着小伙伴们每天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我心里好生羡慕，我真的好想再背起书包，和他们一起在田埂上奔跑。

又一个春天来的时候，小姨托人带信来，说农场的茶叶能采了。我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裳，戴上草帽，扛起扁担，步行往二十里外的农场去——田埂上的草芽顶破了冻土，风里飘着新叶的清香，混着隐约的、像是从去年磨盘里漾出的豆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