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 ——读蔡元培等著《名家巨匠谈读书》（滴石斋书话之十二）
发布：2024-01-14 12:47 来源：长三角时讯
文/朱永新
《名家巨匠谈读书》（戴小璇编）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一本文化名人读书经验集。该书收录了蔡元培、梁启超、鲁迅、周作人、夏丏尊、陶行知、胡适等35位现代文化名家的53篇关于阅读的随笔。由于没有选编者的前言后记与导读，也无法猜测选编的标准与原则，但是，阅读这些曾经闪耀在中国文化星空上的巨人的读书文字，感受和体悟他们的阅读经历、阅读方法与阅读智慧，仍然很受教益。
一、关于读书的价值与意义
胡适在《为什么要读书》中从三个方面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阅读的价值与意义。
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人类可以以此为基础，继续发扬光大，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更高更深更伟大的知识。人类比其他动物优越的地方，就在于人类有语言文字，可以把前人的知识经验传承下来，作为参考和创新的基础。
第二，为要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书。读书是为了要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最大的毛病就在怕读书，怕书难读。所以，越是难读的书越是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
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思想一般分为五步，第一步是问题。思想的起源是大大的疑问；第二步是把问题弄清，困难弄清；第三步是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读书就是出主意想办法；第四步是选择一个假定的解决方法；第五步就是试验。“凡是有条理的思想都要经过这五步，或是逃不了这五个阶段”，而这五个阶段中最重要的第三步，与知识经验和阅读有着直接的关系。
郁达夫在《人与书》的短文开宗明义也讲述了读书的意义：“书本原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也就是启发人类思想的母胎。它产生了人生存在的意义，它供给了智识饥渴的乳料。世界上的大思想家和大发明家，都从书堆中进去，再从书堆中出来。”也就是说，读书对于思想的形成与智慧的发展，对于美好生活与丰富人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文章引用了诗人高法莱关于书与人的形象比喻：“一个人好像一本书，人诞生，即为书的封面；其洗礼即为题赠；其啼哭即为序言；其童年即为卷首之论见；其生活即为内容；其罪恶即为印误；其忏悔即为书背之勘误表；有大本的书，有小册的书，有用牛皮纸印的，有用薄纸的，其内容有值得一读的，有不值卒读者。可是最后的一页上，总有一个‘全书完’的字样。”它自己还续上了一个“貂尾”：“人的诞生之前的受精成孕，就是书版付印之前文人绞汁的草稿了。”书即是人，人亦即是书。如何读好书，做好人，的确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人生大课题。
朱光潜先生从读书与做学问的关系上，论述了读书的重要性。它指出，“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工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湮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书籍是过去人类的精神遗产的宝库，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学术前进轨迹上的里程碑。”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书籍，就没有学术，没有学问。“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有了这个准备，一个人才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现新的世界。”
俞平伯先生在《读书的意义》中论述了读书对于个人和国家的意义，他认为，读书固然有功利的一面，但毕竟不完全是“为功名富贵在敲门砖”，对于个人来说，读书的真意义，在于“扩充知识之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而对于国家民族来说，则能够“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支”。为什么读书这样的个人化的行为，却能够对国家民族振兴有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俞平伯从文字教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我们常夸说神州立国几千年，华夏提封数万里，这种时空的超越并不由于天赋，实半出于人为，皆先民积久辛勤努力所致，我们应如何欢喜惭愧，却不可有恃无恐，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也就是说，文字是文化的根，是民族的魂，统一的文字对于维护统一的民族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阅读的价值也正在于此。所以，俞平伯指出，文字教育的失败和阅读的式微，“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自非好作危言耸人听闻。”
冰心先生在讲述了自己的读书经历后很有感触地说，她永远感到读书是她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从读书中她还得到了做人处事的“独立思考”的大道理，而这些是从那些“修身”教科书中所无法得到的。她说，书看多了，从书中也得到一个体会，物怕比，人怕比，书也怕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书的高低优劣境界是大不一样的。最后她送给青少年儿童九个字：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贾平凹先生在《好读书》一文中用幽默调侃的笔法讲述了“好读书”的几个“坏处”，如“好读书就得受穷”“好读书就别当官”“好读书必然没个好身体”等，接着话锋一转，讲到了能好读书必有读书的好：“譬如能识天地之大，能晓人生之难，有自知之明，有预料之先，不为苦而悲，不受宠而欢，寂寞时不寂寞，孤单时不孤单，所以绝权欲，弃浮华，潇洒达观，于嚣烦尘世而自尊自重自强自立不卑不畏不俗不谄。”如此，读书与不读书，好读书与不好读书之优劣，自然十分清晰分明了。
二、关于读书书目的选择
关于应该读什么书的问题，胡适认为“这个问题，殊不易解决，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个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
梁启超先生是著名的书目专家，曾经为后学撰写过《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其中谈到对于两种书要“熟读成诵”，一类是最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类是有益身心的格言。他说的文学作品主要是中国古代的诗词、散文，也就是“本民族的好文学”，对这些内容“熟读成诵”，才能够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而那些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着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
梁启超先生特别强调要读点中国书。他说，读书自然不限于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平等待遇”。他认为，中国学问界还是“千年未开的矿穴”，矿苗异常丰富，但如果不“亲自绞脑筋绞汗水”，是无法开采出来的，“只要你绞一分脑筋一分汗水，当然还你一分成绩，所以有趣”。
冯友兰先生将他的读书经验概括为四条：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其中第一条就是选择书目的问题。他指出，古今中外的图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虽然数量很多，但“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他认为，图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需要精读的，即需要认真地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的书；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即粗枝大叶地读，知道其大概意思即可的书；第三类是只供翻阅的，即不需要一字一句地读，也不需要一页一页地读，而是像看报纸一样看看标题，有兴趣的地方看看而已的书。
那么如何“精其选”呢？怎样知道哪些书是最值得阅读的呢？冯友兰先生说，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位公正的评选家和推荐者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评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哪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所以，为什么古人写的东西有价值的更多，那是因为古代没有价值的东西都已经被群众和时间大浪淘沙一般地淘汰了。
梁实秋先生认为，作为中国人，还是应该认真读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书。他指出，虽然说物以稀为贵，但是书毕竟不是普通的物品，“书是人类的智慧结晶，经验的宝藏，所以尽管如今满坑满谷的都是书，书的价值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有一些书，应该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读的，非读不可的，“这与行业无关。理工科的、财经的、文科类的，都需要读一些蔚成中国文化传统的书。经书当然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史书也一样的重要。”
三、关于读书的方法与途径
读书要有计划，是许多学者的心得。青年导师邹韬奋就明确指出，读书首先要有一个计划，“有些人读书没有一定的目的，今天随便拿一本看看，过几天又随便拿一本看看，这样读书，虽不能说他在知识上不是没有一些进步（这当然是指内容正确的书），但是‘无政府状态’的读书，收效究竟是很少的。”这种有计划地读书，对于在学的学生来说可以结合课程的学习和论文的写作进行，对于校外自修的人来说也很有必要。
蔡元培先生结合自己的阅读与留学经历，重点谈了自己读书“不得法的概略”，一是读书不能专心，二是读书不能动笔。希望人们能够借鉴他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动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梁启超先生对于养成读书习惯特别重视。他认为，只有养成读书的习惯，具有“自发”的能力，才能真正品尝到读书的趣味。他说：“人生一世的习惯，出了学校门限，已经铁铸成了。所以在学校中不读课外书以养成自己自动的读书习惯，这个人简直是自己剥夺自己的终身幸福。”所以，梁启超断言，如果一个人不能够养成阅读的习惯，“不特不能成为一个学者，亦断不能成为社会上治事领袖人才。”
在梁启超看来，抄录与笔记就是一种很好的读书习惯。他指出，很多人的著作旁征博引、分析细密、洋洋大观，我们经常以为他博学强记，但实际上都是“从铢积寸累困知勉行得来”，“大抵凡一个大学者平日用功，总是有无数小册子或单纸片，读书看见一段资料觉其有用者，立刻钞下。资料渐渐积得丰富，再用眼光来整理分析他，变成一篇名著。”他认为，这种功夫虽然又“笨”又“苦”，但“真正做学问的人，总离不了这条路。”
陶行知先生强调读书贵在应用。他强烈反对脱离生活读书的“书呆子”，认为他们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对于书呆子要吃一帖“手化脑”的药，而对于工人、农人、苦力、伙计，则要“脑化手”，让他们多读点书。他指出，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就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因此，陶行知鼓励各行各业读书用书，认为书是三百六十行的“公物”，不是读书人能够“据为私有”的东西，“农人要用书，工人要用书，商人要用书，兵士要用书，医生要用书，画家要用书，教师要用书，唱歌的要用书，做戏的要用书，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书，行行都成了用书的人，真知识才愈益普及，愈易发现了。”
胡适关于读书的方法只有两个字：精与博，却是微言大义，讲透了读书的要义。他认为，只精不博的人就像“一根旗杆，只是一根孤拐，孤单可怜”，只博不精的人则像“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而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的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的方面，是他的旁搜博采。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维他独尊，无人能及。”他用埃及的金字塔做比喻，其高度代表最精深的专门学问，其底边则代表那些旁搜博采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深的造诣、博大的同情心，“这样的人，对社会是极有用的人才，对自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趣味。”他还专门编了两句“口号”作为读书的目标——“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在读书的方法上，朱光潜先生也特别强调读书要“精”。他认为，书籍固然可贵，但也会成为累赘，成为做学问的障碍。“做学问如作战，续攻坚挫锐，占住要塞。目标多了，掩埋了坚锐所在，只东打一拳，西踢一脚，就成了‘消耗战’”。所以，读书不在多而在精，在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所以，他建议年轻人读书要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者是科目，或者是问题。如以问题为中心的时候，心中就要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一句话，读书要有中心，这样才会聚精会神系统组织。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就是一个知识系统建构的过程。
读书，尤其需要日积月累地坚持功夫。邹韬奋先生就鼓励年轻人能够下决心静下心来读书，像高尔基那样在“艰苦备尝中的无孔不钻地看书”，“自动的努力于自修，永续地研究下去”。他说：“一天至少能勉强抽出时间看一小时的书。普通每小时能看20页，一年便可看完三四百页一本的书，二十几本。45年便是百余本了，躺着勉强抽出两小时，那就要加倍了。”
书中还有许多关于阅读的逸闻趣事，也有许多独家的阅读“秘方”，如夏丏尊以买书为乐，为新书加盖藏书章是他“最感到快欣”的时候；郭沫若在日本雨中卖书，多年以后还感叹“你们（他卖掉的书）的生命是比我长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借着你们永在”；王力介绍某地的人们好赌博，因为书与输同音，所以讳言书，称读书为“读胜”；冯亦代介绍几本书轮番阅读“可以使脑子得到新的刺激而忘掉疲倦”；周作人认为小人书的价值不小，主张“应由国家机关大规模的来办”，为儿童出版物美价廉的儿童读物，本来就是儿童教养的事情，即使“大赔其钱”也可以“全不在乎”等等。阅读这些名家巨匠关于阅读的文字，走近他们的读书生活，对于我们加深理解读书的价值，学习阅读的方法很有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