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75年，我的父亲黄胄先生由于受病痛折磨，离开部队转业到了轻工业部，任工艺美术公司顾问、工艺美术学会副理事长。父亲是边疆美术的先行者，他和我母亲都是北方人，早年长期在艰苦的西北地区工作，画的边疆、特别是新疆的人物画，早已享誉全国。转业以后，尽管身体依旧不好，但他仍希望可以利用自己的特长为中国的工艺美术事业做一些贡献。为了了解、改进工艺美术的材料、技术等问题，他经常去祖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的工艺美术厂学习、调研，并为工艺美术工作者做示范讲学。他到苏州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80年，另一次是1983年。

1980年夏天，我跟随父亲、母亲也来到了江南。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大家都还没有什么“旅游”的概念，是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在苏州举办五省市工艺美术工作者进修班，由我父亲担任主要教员，而我和母亲的主要工作是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我们先到了苏州，后来又去了湖州、浙江杭州、绍兴，安徽歙县、黄山等地写生，考察了苏绣、湖绣、笔、墨、纸、砚的制作，与工人座谈，忙得不亦乐乎。在这次旅途中，父亲在面对他相对陌生的南方山水时，有很多心得体会，这是与他以往非常不同的创作经验——他经常说，人年轻的时候要往艰苦的地方去，所以他深入边陲，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记录祖国最边远的地方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等他年纪大了，走不动了，才到温暖的南方来。江南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激发了他创作山水画的热情，他画了大量的水牛和江南景色，还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画册《百驴图》。此后，南方的美景也像他的新疆人物画一样，布置在了国务院会议室和其他重要政务场合，很多的画跋里，他也一再提及这次南方写生体会到的东西，可以说这是一趟非常愉快、令人难忘的旅行。

四个月后我们回到北京，父亲就将全身心投入到了中国画研究院（现中国国家画院）的创建工作中。这是一项令他骄傲，也使他伤心的巨大工程。等他1983年冬天再到南方，其实是一次以在南京办画展名义的“出走”，离开北京纷纷扰扰的人事，他途径南京、扬州、镇江、苏州、常州、无锡等地，后来又去了福建。一路上他写生、读画论、整理画稿，又临摹研究扬州画派、金陵画派诸家墨迹，得到了短暂的休息。而我此时因为读书已在离他万里之遥的德国，后来从母亲的回忆中得知，这一路上父亲虽然没有抱怨什么，但他的身体状况足以说明精神上承受的压力。

现在我再回看父亲在江南的画稿，40多年前那个夏天秀美的山色、人们绚丽的服饰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又在我的眼前重现了。有一幅他在黄山的写生，很多年以来，在库房一直被登记为“诗随雨雾飘过来”，这次“百年黄胄”系列展览我们拿出来，有观众发现首字不是“诗”而是“   （ji）”——这个字现在我们已经不大用了，《康熙字典》解释“    ”是“语相戏”——当时在黄山，晴天少、雨天多，我们在观山画云海时，忽然来了一队穿着时髦的上海游客，她们撑着雨伞拍照，活泼的笑语打破了山间的宁静。

在江南，父亲告诫我说，中国画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产生的，祖辈们在怎样的环境中繁衍生息，相对就会产生怎样的对美术作品的欣赏习惯和情趣，因此画家画画，也要赋予所见景色以情感，就像他常说的，如果一个人冷冰冰地对待自己的创作，怎么可能指望它去点燃别人的热情呢？他在画山水时，经常尝试的一个做法就是注意观察周围的人和事，把这些东西和山水结合起来画——说到底，他喜欢的，不仅仅是南方那些带着诗意的雨雾，更是带着温度的、有情感的人类本身。而他1983年后再画江南的画作，即使在得知他当时的忧虑、彷徨、无奈，叠加疾病缠身的今天，我依旧看不出任何萧索的气息。随着人生阅历增多，我知道一个人要同时对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是多么不容易，但看到这些明亮、温暖的画，我觉得一方面在于他坦荡的胸怀，另一方面，他应该也是在他最爱的绘画中得到了某种疗愈，在他离去28年后，我因为这点发现而感到庆幸，从而也有了一些安慰。

40多年前，父亲和刘海粟等绘画大师在江南山水中关于“今天的山水应该怎样画”的讨论仍历历在目。没想到这个看上去简单的问题，到今天人们依旧在争论，似乎在将来也不会停息。“要有时代的气息”，他这样跟我说。他将对江南——与其说是美景，不如说是他对这片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深情厚谊留在了他的画作里，我相信今天的人们依旧能读懂它们，就像那位在雨雾中看到了“朝气蓬勃的年轻人”的南方观众一样。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