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国晚秋王安石

文 / 顾国培

古往今来改革者众，中国封建社会的三次改革给人印象深刻。首先是秦朝的商鞅变法，这是中华历史由奴隶社会向大一统封建社会转型的一次变法，要义是统一规制，颁行罚则，为秦朝大一统奠基立规，开中华2000年帝制之先河，可称中华封建王朝历史的第一次变法。还有一次是明朝的张居正，向积弊深重的晚明官场社会开刀，大刀阔斧，锐意果敢，为日渐孱弱的晚明注入一针改革的强心剂，为明朝续命60年，可称中华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有影响力的改革。在这两次改革之间，北宋王安石变法也就有典型意义，这是封建王朝行到中期、王朝内部自发推出的改革之举，是北宋这个封建文化极大繁荣，而政治发展可谓温情王朝发出的改革强音，是整个官场求变之共识下，围绕改革改良与宗古守旧之间展开的一场大博弈，是激进改革举措下取得初步成果又因阻力太大而最终被废止的改革，这场被称为“熙宁变法”改革的操盘手，就是北宋名相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与古往今来大人物并不相同，他并无天生异象，也不天生异禀。大人物出生常有异象，帝王如宋仁宗出生时，其父真宗就梦见有龙飞进宫中，仁宗无后，过继的濮王允让之子赵曙，当时赵并不是帝王之子，过继仁宗成为太子后，其生父濮王竟也说他诞生之日有红光满屋，这些天生异象就是所谓的帝王之兆，有天命所归之意，其实多为附会杜撰之言。两位知名改革家出生时也有所体现，张居正出生时有白色乌龟出现，故取名“白圭”，王安石诞生之日有“獾入其室”，所以父亲给他取了个小名“獾郎”，出现龟、獾之类，这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天生异象。天生异禀当然也谈不上，与他同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和改革家的范仲淹，虽家世坎坷，却求学苦读，少有志操，“断齑画粥”也好，“不为良医、即为良相”也罢，至少早早就有干一番大事的禀赋与志向，与王安石同朝为官的司马光，七岁熟读《左传》，“凛然若成人”，砸缸救人更是让他从开封到洛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俨然神童。王安石则不然，十岁认字十二岁才“有志于学”，开蒙迟起步晚，最大的历练可能就是跟随其担任临江军判官的父亲王益“游历各地”，增长了见识而已。

但王安石毕竟是王安石，他的才气一朝勃发，则一发不可阻挡。十五岁那年他“自负意气”，登上临川城最高处，写下了他人生有据可查的第一首小诗，在这首题为《闲居遣兴》的诗中他借景抒怀，纵论时事：“惨惨秋阴绿树昏，荒城高处闭柴门。愁消日月忘身世，静对溪山忆酒樽。南去干戈何日解，东来驵骑此时奔。谁将天下安危事，一把诗书子细论。”这年正是仁宗宝元二年，李元昊叛宋作乱，王安石借景抒情，关注时局，将天下安危置于自身关注的视野之中，意欲一展抱负的情怀已经溢于言表呼之欲出了。机会终于来了！宋仁宗改元庆历的第二年开科举，二十一岁的王安石入汴梁应试，一路过关斩将，他本是状元，却因为在应试卷中引用了《尚书》中“孺子其朋”一句，引发仁宗不悦，认为“不可魁天下”，而第二第三名已有官职而不得做状元，所以把王安石与第四名对调，王安石痛失状元，最终以一甲第四名赐为校书郎，学而优则仕，登上了北宋的历史舞台。

王安石是一个非常有抱负，也非常有主见的人，这种主见甚至到了固执和执拗的地步，这也是他后来力排众非大力推进改革的性格基因，而这一性格特征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也体现得非常鲜明。他有自己的规划，不走寻常路，不因循当时一般入馆阁、到中枢的政治诉求，而是选择在地方任职，进士及第后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且多次拒绝朝廷召他回京试任馆职的要求，就是要身体力行，在基层实践中寻求解决问题之道，找寻探索解决北宋“三冗两积”问题的办法。“三冗两积”是北宋建朝百年面临的问题，北宋承袭五代实行募兵制，国家供养了一支规模空前的禁军部队，仁宗时高达百万之巨，吃掉了财政的绝大部分，是为冗兵，北宋优待文臣，一人为官，子孙亲属皆可荫为官，是为冗官，给财政造成极大负担，是为冗费，这三冗让北宋国力日渐衰弱，积贫积弱，是为两积。

在地方官任上，王安石在其位谋其政，日复一日思考如何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同时在更高层面解决朝廷“三冗两积”弊病。在鄞县担任知县期间，他在春季向百姓借贷官粮，又在秋季按照一定的利息收回借粮，不仅帮助百姓度过青黄不接的时节，也减少了官府库中陈粮。他大修水利，保障粮食生产。他巡游鄞县，写成《鄞县经游记》，记述全县风土人情。“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他任鄞县知县期满返回临川途经越州期间留下的诗句，高迈的思想境界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跃然其中。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评：“当安石知鄞时，略行新法，邑人称便，即哓哓然曰：‘我宰天下有余。’不知四海非一邑之小，执政非长吏之任也。”我认为此言差矣！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王安石治理鄞县包括各地，成绩斐然，官民爱戴，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最好的证明，证实了王安石治理方法的有效性和社会认可度。政府选拔官吏，当然是有经验者、有成效者、有民声者，难道选那种只会夸夸其谈而并无实践经验和从政实绩者吗？王安石从基层实践中寻求国家问题的解决之道，本身就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士人所为。四海当然非一邑之小，但千万邑成就大中华，治大国如烹小鲜，郡县治则天下安。

在积累从政经验、找寻改革之方的同时，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王安石一刻也没有放弃到更高层面实践自己改革理想的想法。仁宗嘉祐四年，他上万字《言事书》，主张政治改革；嘉祐六年，再上《上时政疏》，要求变法理财，均未获仁宗采纳。拥有满腹才华和改革理想，想要建功立业的王安石胸怀士子文人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而不得其门，不难想见此时王安石内心的压抑。但我们不怪仁宗，作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仁宗是个守成之君，也是一个温厚人主。在漫长的帝王生涯中，他平和平淡，无为而治，于民休养生息，合议西夏辽国，北宋在他治下达到了封建文化发展的巅峰，唐宋八大家中宋朝6位全出自仁宗朝，苏轼曾言：“仁宗皇帝在位42年，搜罗天下豪杰，不可胜数。”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仁”为庙号的皇帝，可见其宽厚仁爱之心。当然他也尝试过改革弊政，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导了“庆历新政”，这个全明星阵容的温和改良都因为遇到了很大阻力而草草收场。在他看来，连小心翼翼的庆历新政都推行不下去，王安石的激越改革主张简直是痴人说梦。

报国无门之际，其实王安石还有成为天下文宗的潜质和机会。北宋以科举取士，是理学的渊薮和士大夫治国的缘起，科举始于隋朝，成熟于宋代。隋灭南陈，让分裂数百年的神州复归一统，隋文帝认为：“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兵器，皆宜停罢。”他同时说：“武力之子，俱可学文”“有功之臣，降情文艺”，这预示着科举时代的到来，学文章、考科举成为后世学子的晋升正阶。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与他不谋而合，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当然忌惮武将做大，所以在“杯酒释兵权”之后更是抑武重文，开启了重视文章、重用文臣的执政导向，所以有宋一代成为文人治国、文采风流的朝代。经科举入仕的人才经过历练，可凭学问折服群臣，以文章号令天下，成为朝廷倚重、社会敬重、各方看重的文坛乃至政坛领袖，引风气之先。庆历后“以文章擅天下”的新一代文宗是欧阳修，这位发现并提携“三苏”的文坛宗师，对王安石的评价非常之高：“此人文字可惊，世所无有。”更在《赠王介甫》中将王安石比作李白、韩愈，“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可见评价之高、寄望之深，有意培养为自己的衣钵传人。可志在天下的王安石当然意不在此，他在多次和欧阳修的诗表示：“欲传道义心虽壮，学做文章力已穷。”“天方选取欲扶世，岂特使以文章鸣？”他不想只写锦绣文章，更无意做天下文宗，他在等一个更大的机会，干一番济世匡政的大事业。

这个机会终于出现了，他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举凡天下之士，人才者众，但并不是所有人才就能有施展抱负的空间和舞台。有舞台成名的人才很多，没有舞台而被埋没的人才更多。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给你舞台，让你尽情驰骋施展抱负者才是你生命中的贵人，宋神宗就是王安石命中的贵人。熙宁元年，王安石应召入对，向宋神宗描绘了“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壮丽景象，随后呈上了著名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这篇号称“北宋百年第一札”的奏议中，王安石充分发挥他滔滔雄辩、鞭辟入里的文风，在探究宋立国百余年太平无事原因的同时，剖析了仁宗朝暴露的种种弊病，让神宗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看到危机四伏的实质，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最后发出时不我待之呼吁，“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全篇条理清晰，层层递进，措辞委婉又到位，情感真挚又恳切，堪称政治文献的典范，也是王安石变法的先声。宋神宗激赏此文，王安石还进言神宗，宗法唐太宗不是目标，更应上追尧舜，这让血气方刚而正欲有所作为的神宗热血沸腾，任命王为参知政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

熙宁变法是涵盖政治、经济、社会、人才等机制的全方位综合改革，概述来讲就两件事：一是富国、二是强兵。富国方面，推出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使财政丰盈；强兵方面，推出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建设强大军队。王安石在神宗的充分信任和授权下，大刀阔斧推进改革。神宗很快感受到了变法的成效，宋史载：“皇祐所入总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白花花的银子比什么都更有说服力，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与日俱增。到了熙宁七年，宋军北进银川，西平南山，扫荡不肯归顺的番部势力，取得了辉煌的熙河大捷，从转守为攻到开疆拓土，军事的胜利是最让人最振奋的，大宋上下举国欢腾，原本暮气沉沉的北宋，一时竟有了中兴气象。

伴随着变法的推进，王安石也达到了自己人生的顶点，他创制垂法、拯厄除难，整顿吏治、扩充财源，强兵兴军、战而能胜，在三冗愈演愈烈之际横空出世，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行到中期的北宋这座冗杂国家机器的运行轨迹。特别是大改科举制度，改革了考试的形式，让考生明义理，经世治国；确定了考核的标准，亲自撰写十篇“经义式”范文，荆公新学名高一时；制定考试大纲，颁行《三经新义》，对周礼、诗、书进行全新阐述，“自一语以上，非新经不得用”，废诗赋取士之道，启经义晋升之阶，其实质是王安石认为不能仅以华丽的文章取士，而要看重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人才评价和选拔是关乎导向关乎未来的，所以可以说这个改革意义之深远不亚于富国强兵。可以说，范仲淹、欧阳修这些文坛巨匠没有完成的工作，被王安石短短数年彻底搞定，一个全新的时代就此到来。经义考试逐渐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解，并最终在明朝形成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八个部分组成科举应试文体“八股文”，明代大儒王世祯就说：“八股制艺始于宋王安石！”

改革就是利益的调整，变法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被触犯了利益的保守派奋起反对，导致变法期间朝中新旧两党攻讦不休。王安石变法的始终，都伴随着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论辩及斗争。在变法之初，王安石在《商鞅》中踌躇满志“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随着周遭非议越来越多，他在《众人》中又冷笑回应：“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宋史说：“至议变法，而在廷交执不可，安石传经义，出己意，辩论辄数百言，众不能诎。”这位性格极强的改革家坚信自己的改革方略，为了改革据理力争。对于敢于反对变法者，他还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他擢拔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参与变法实施，但后来的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想要倾覆王安石，有用人失察之嫌。

当然，保守派的力量也是不容小觑的，这也是后世评价王安石变法两极分化的渊薮。保守派最有名的就是大史学家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司马光极力反对，连写数封长信加以批判。面对故交加同僚的激烈批评，王安石写就《答司马谏议书》，“相好之日久”“遇事每不和”，这是王安石对他们之间关系的评价，不可谓不谦卑；“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这是他为改革的辩解，不可谓不坦荡；“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这是他对朝中大臣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全文用语先柔后刚，理足气盛，可以说尽展他说理充分、言辞犀利的战斗文风，劲悍凌厉，精彩绝伦，“半山文瘦硬通神”，可以说是王安石战斗作品的典范之作。一通檄文，逼得大儒司马光只能退居洛阳专心著史15年，完成了皇皇巨著《资治通鉴》。也正是这个司马光，成为王安石变法的终结者，哲宗即位后他任宰相，尽废新法，恢复旧制，史称“元祐更化”，最终让王安石变法历时十五年而终。

最难定义的是苏轼。作为千百年来文章第一人，苏轼和弟弟苏辙都是以辞赋取士科举制的受益人，欧阳修对他的文章也很是欣赏：“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赞成温和的改良，也算朝中反对新法的一人，但他的能量还不足以撼动神宗对王安石支持的力量。因为苏轼多次对变法的微词，王安石假神宗之手将苏轼外放，苏轼自身不羁的性格使他饱尝一贬再贬的命运，不过这却让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一个又一个高峰。王安石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在“乌台诗案”中苏轼九死一生，朝中唯有王安石向宋神宗为他求情：“焉有盛世杀才子之理？”他在罢相闲居江宁还在问苏轼的新作。后来苏轼到金陵拜访被罢相的王安石，王安石专门骑驴到江边等他。苏东坡拱手：“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答：“礼岂为我辈设哉？”二者的恩怨芥蒂，都随时间的流逝而消解了。目送苏轼远去的身影，王安石对身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内心对这位当朝宰相、改革闯将也是十分敬佩的。王安石去世，已回到朝廷得到重用的苏轼写了祭文《王安石赠太傅制》，文中写道：“灼见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人品和才情的评价是非常之高的。

王安石罢相后闲居金陵，应该是他生活的最本我的时光。一个始终胸怀报国之志的士大夫，一个才华横溢胸有丘壑的改革家，一个意欲重振帝国雄风的辅政者，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行动派，在经历人生起落后，将他的才情付之于诗书，诗书成为他排遣郁闷之情的最佳载体。经历了人生浮沉，看淡了一切荣辱，他的诗作充满了灵性的哲思、豪迈的气度和卓越的丰姿！比如这首《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看似闲情雅致，却尽抒改革气节，展现了一个改革者的姿态和风骨，蕴含着希望改革能够被理解接受和继续推行下去的无限期待！更有他人生的扛鼎之作《桂枝香 金陵怀古》：“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诗人的才情和改革家的豪情交相辉映，大气苍凉的基调中蕴含着政治家的寥廓苍茫，展现了一代政治家的胸怀与情怀，周汝昌评得好：“只此一词，已足千古！”

其实王安石是幸运的，古往今来读书人，最大的追求就是治国平天下，神宗给了他这样的舞台，并全力支持他施展才华，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让一个改革家感到幸福？十五年时光，不长不短，已经让王安石在北宋大地写下了深刻变法的印记。这些印记，有国库充裕，有征战凯旋，也有朝堂纷纷，悠悠之口，更有泽被后世、千年毁誉，所有都化作历史的烟云，千百年还沉浮漂散。在北宋九百年后，中华大地又一位改革家在尝试变法失败后想起了这位改革先贤，并写下30余万字的皇皇巨著《王荆公传》，这位改革家就是近代一次重要政治改革、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梁启超。他给了王安石至高无上的评价：“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千年中，国民之视公何如，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这是一个改革者对另一个改革先行者的评价与致敬，发人深省、熠熠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