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颂
发布：2019-01-22 11:11 来源：新民晚报社区版·长三角
我说“风雅颂”，既不是读《诗经》的感悟，也不是对《诗经》中“风”、“雅”、“颂”的品评，而是借“风雅”一词对当下人文风情的感慨。
《诗经》中的“风”、“雅”、“颂”说的都是音乐，所不同的是它们分别记述了地方，宫廷和宗教三种不同的音乐形式与文辞。 我要说的则与音乐无关，更与《诗经》不搭边。 而纯粹是一种“时风雅俗”。
虽然与《诗经》不相干，但说的还是“风雅”，自然也就离不开“风雅”之事。 从古至今，风雅之事大抵离不开翰墨丹青，诗词文章，似乎也就是那些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山阴兰亭的流水曲觞，西园雅集的雅韵清音。那些本是文人们或自我陶醉，或三五雅集，或知己唱和的雅玩之事，说到底其实就是玩。
对“玩”，什么人玩和玩什么，人们却有不同的态度。 文人玩笔墨、玩诗词、玩音乐、玩古董谓之风雅。 贵胄玩犬马、玩斗兽、玩鸣虫、玩花鸟则被贬之为奢靡。 至于贩夫走卒市井小民，不管玩什么都概之为丧志。 为什么玩也可以分出三六九等的不同层次，文人的玩法和玩意儿偏偏就被认定为“高雅”， 而他人所玩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恶习？ 这或许是因为“玩”的性质与意趣各不相同所致吧。
概而论之，玩都是陶冶心情，但是对不同的人，陶冶的却是不同的情趣。 文人无论玩什么，总能玩出道理，玩出情怀，玩出精神气节。 文人玩物，并不痴迷于物，而是借物抒情，喻物言志；文人玩古董，并非抱残守缺迷器恋物，而是醉意于其中的文脉历史；文人玩丹青，并不在意于绘形状物，更注重的是言情写意；文人玩词章，并不仅限于家国情话，而钟情于文字中的丈夫风骨。 在“玩”的“风雅”中最能坚守儒生“风骨”的，要数明代晚期的文震亨了。 他在清军攻占苏州推行“剃发令”后，为了捍卫汉文
化传统的孝道精神，先是投河自尽，在被家人救起后，毅然绝食而亡。
总之，文人玩得“走心”，于在意不在意间怡情逸致，在赏析摸搓的把玩中玩得考究，在殚精竭虑的品评中玩出学问。
在古代文人中，把玩当学问来研究的，要算是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了。 虽说玩是人类的共性，玩的习尚不同的时代皆而有之。 但是，玩出水平，玩出风雅，玩出学问大抵还是明代中期以后。 文震亨出生名门，从小耳濡目染，唱和雅集、丝弦管乐无所不晓，翰墨丹青、璋琮钟鼎无所不通。
他玩得投入，玩得精深，玩得高雅，他有感于“近来富贵家儿与一二庸奴、钝汉，沾沾以好事自命，每经赏鉴，出口便俗，入手便粗，纵极其摩娑护持之情状， 其污辱弥甚，” 而撰写了一部关于生活和品鉴的笔记体教科书
《长物志》。 该书分室庐、花木、水石、龠鱼、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蔬果、香茗十二卷，涉及到园艺、书画、几榻器物、衣饰住行甚至家具器物摆设位置等方方面面,全面系统地讲解了花鸟鱼虫、器物饰件的属性、文脉、意蕴、功用与赏玩等方面的知识和感悟，具体生动地呈现了晚
明风雅人家的品味生活。
如果说文震亨的“玩”还只是局限在生活方式方面的话，那么与文震亨同时代的计成则用一部《园冶》，从空间营造的视角，用理水叠石、构树筑亭的画笔，立体地描绘了一幅明清时期的“风雅画卷”。在文震亨和计成所描绘的这幅“风雅画卷”里，浓笔重彩勾画的却是曹雪芹中《红楼梦》中所说的“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的苏州。
曹雪芹说她“风流”， 不仅是因为这里汇集了各色风流韵事，还因为这里有一位“醉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的“风流”才子唐寅。 或许曹雪芹不知，“姑苏风流”并非只是红尘中的“艳事”，正如世人所说唐伯虎“风流”，却一点也不领会他内心那“谁将画笔写风流，写到风流处便休”的真意。 细察唐寅身世，进而审视姑苏风情，就不难理解这“风流”背后的“风雅”精神。
苏州的确是一座风雅的风流之城，古老却充满青春活力。 古城不大，但是在细长窄小的深巷里，最常见的是各种特色书店。 苏城的书店多，书店里面的故事更多：有从 1899 就开张的“文学山房”以及已经 93 岁高龄的店主人；有可以寄一封信给“未来的我”的概念书店“猫的天空之城”。
其实，苏城最多的并不是书店、琴房、香堂、画馆，也不是茶室、雅苑、书场、会馆，更不是精致的园林私宅、别苑山房。 而是一年到头梯次更迭的各种画展、沙龙、音乐会、时尚发布、诗文雅集等文化艺术活动。
苏州是一座崇文尚艺的城市，状元是苏州的文化特产，曾先后出现过四十五位文状元和五位武状元；艺术是苏州的文化肌理，曾先后涌现了“吴门画派”，“吴门书派”，“吴门琴派”，“虞山画派”“苏作工艺”等艺术流派和工艺样式，在我国文化艺术史上独无仅有。
彻悟了苏州文化的意蕴， 生活在这一座沁染在文化和艺术中的城市，如果不融入其中，参与一些文化艺术活动，实在有负今生。 走进苏州，才能“玩”出吴门“风雅”，融入苏州，方可体悟吴地“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