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的春天

文/李四云     

一场春雨，让枝头似乎一夜爆满新绿，沿路嫣红的海棠落落低垂，这雨里江南啊，好一个花红柳绿。   在老年大学上完国画课，我骑车送二姐到家。姐夫惯来诙谐，走时跟二姐打趣道：“把那从乡里带回的小竹笋、小鱼儿送些给你这新同学噻。”     

我和二姐笑得直不起腰。可不是，我们这不但成了同学，还是同桌唻。     

姊妹里上学最少的是二姐，其实数二姐最聪慧。那年读四年级的二姐，头上长满疮，妈强行剪掉二姐的头发——准确说是哪里有疮剪哪里，以致看上去像个癞痢头，滑稽又难看。二姐哭着找出一顶掉色的黄军帽紧紧扣在头上，唯恐被风掀掉。我们村之前有个韩秃子，瘦高，苍白，就是常年戴着这样的黄帽子。我怀疑他终身未洗过，我常在太阳下看它泛着油光。      

二姐把小小的自己藏在家里，拒绝去学校。       

那时，长疮和贫穷一样流行。身上经常会莫名冒出一个疮来。当你把身体某个部位成熟的疮戳破，然后一咬牙挤出脓血，以一种痛和快的方式绝离。我想，“痛快”这个词，一定源于剥离身体的痛点时那种决绝果敢而带来的快意。      

不上学的二姐有很多等着她做的事：放牛，砍柴，插秧割谷……      

谁也不会因为她不去上学而可惜。一个乡村小女孩被粗暴剪掉头发的内心痛苦，哪里值得被疏导，被安慰，被重视？

 这份主动放弃，似乎也成全了做父母的，让他们更心安理得一些。      

二姐擅长理财，打小就是。从挖地菜，剪马兰头等野菜挑到集市上去卖攒起，从三分两分，到三毛两毛，再到三块两块。可是家徒四壁，哪里有属于她保管私人财产的抽屉和柜子？经常攒了几个月，被我这倒头光在柜底某件衣服口袋里翻出来，偷偷买了冰棒或是糖。我这个素来不理财的人，把倒头光的恶习延续至今。      

我有恃无恐的底气一定是妈给的。我是妈最疼的幺儿，这点，我心里有杆秤。二姐除了哭和下次转移藏点，还能有什么好法子？      

二姐有件墨绿色的确良春秋衫，大翻领，是我喜欢的颜色。我的记忆里一直以为是二姐舍不得穿最后个子猛长，而含泪让给我。事实二姐昨日指证，又是我这个“惯犯”，趁她到十字铺去采茶，私自据为己有。她在十字铺采了一季春茶，挣了整整一百元。一百元呐，在十八九岁的二姐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舍不得打散坐车，她挑着铺盖卷儿，四五十里路生生走回来。到家看见穿在我身上的墨绿春秋衫，委屈得眼泪哗啦就下来了。我想那一定是我的记忆在故意替我屏蔽，我对那件衣服觊觎已久的不堪。     

光靠节约攒钱实在是既时长又缓慢。二姐开始学着创业。这点她和大姐极像。唯有我，最不擅经营又百无一用。我想，这是我骨子里的懦弱和输不起。      

我小时候打牌，鼓足勇气来了一回赌钱的。我输掉了我仅有的一分钱。脸霎时烧得烫人，我紧紧捂住怦怦的心跳，我生怕别人听见内心激烈的鼓点声。      

再大一点，雨天大人们聚众打单双，我捏着几块钱，在拐角踮脚围观。摩拳擦掌，就是不敢落到实处。偶尔瞅准压一宝，双倍回收后，绝不恋战。所以，我从来不打麻将。除了输不起——还有我对于麻将的痛恨。因为父亲痴迷麻将，整个童年，我们活在父母的争吵中。这是个挥不去的阴影。      

二十岁的二姐决定养鸡。我祖父很支持，虽然是小小的家庭养殖，但精神可嘉。

腾出一间屋子，买来石灰给屋子消毒，再到焐房买鸡苗。一间屋子一百多只鸡，嘈嘈杂杂挤在白炽灯下。二姐每天巡视她的鸡群，给每个容器加粮加水。鸡一旦生病，就要忙着给它们打针喂药，二姐也瘦成了纸片人。     

好在，终于可以出售了。因为量少，二姐只能每天用箩筐挑到镇上卖。我帮二姐卖鸡。     

大桥口开饭店的小杨老板来买鸡。二十块钱的票子，我一时没有零钱找他。他抽回票子说自己找人换零。他拎着我的两只鸡，等着其他几个买主走后，催着二姐给他找零钱。二姐不知情找了钱。我想起来的时候，他却说钱并不曾收回。大街上，我和二姐抱着他拎在手里的两只鸡不放手，彼此掰扯不清。两只鸡在乡下人来说也不算大事，最心疼是还倒找了钱银。最终，望着他走向大桥头丢给我们姊妹一个胜利者的背影，不争气的眼泪就掉下来。不仅仅是心疼钱——还有对自己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愧疚和痛恨。     

在这个春天，我陪着已经人过中年的二姐，满面春风跨进老年大学 ，一样样重拾爱好：学国画，练书法，学诗词……

 而画面拉向时光深处：一湾清溪从村头穿过低垂的青青草木，映着烁烁桃花，泠泠而来。我那穿着紫色条纹蝙蝠衫，还青春年少的二姐，遥遥坐在小桥的春光里。那时，也正是这样香风细细的三月天。